编者按：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中顾委自三十余年前便已撤销，然而，那些德高望重的党内前辈们，依旧在悄无声息中展现着他们的影响力。即便其中一些人已无法开口，但他们在报刊和网络上的零星文章，依旧能激起热烈的讨论，让人意识到他们在我国政治中仍旧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这三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些长者们不自觉地转变成了各种象征，他们普遍关注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对现实产生深远影响。他们依旧保持深思熟虑，坚守己见，甚至直面争执，立场分明。而这些分歧，往往正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国的多元面貌的体现。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机制，特邀代表享有与正式代表相等的权利，且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是党的资深成员难得一见的公开面孔。自1987年的十三大以来，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均安排了40至60名特邀代表参与其中。

昔日的中顾委成员，自中顾委解散以来，以该身份重返公众视野的，寥寥无几。

1997年9月，身为特邀代表出席十五大的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特地约请了《人民日报》的记者，倾诉了一位老党员的深切祝愿。报道中提及，宋老情绪高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坚持从轮椅上起身，亲自步行一段距离。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众多原中顾委委员中，诸多成员曾担任过各省的一把手，其中尤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名字最为响亮。1985年，任仲夷选择彻底退休，甚至放弃了省顾委主任的职务。按照常规，任仲夷并未被组织纳入1987年十三大代表候选人之列，然而，他却意外地得到了数百名党员的联名推荐，并最终全票当选。此后，他再度以高票连任，直至十六大（2002年），不仅创下了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之最，也成为了参会年龄最高的代表。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老人还不忘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因退休后时间充裕，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得以被充分挖掘。

部分非政治性质的“中”字头社团，偶能瞥见资深老干部们的身影，他们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之职，或以顾问身份挂名。

前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曾荣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的理事长之职，其前席，便是曾任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在老年之际，亦成就斐然于文学领域。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得问世，更荣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的殊荣。另一位上将吕正操则长期担任我国网球协会的主席，即便在88岁高龄，他每周仍坚持进行四五场网球比赛，每场耗时约一两小时，其运动量之惊人，令人赞叹。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因其对玩学领域的深入研究，自称“大玩学家”。此外，他积极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并亲自创办了“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亦推动了堪称“宏伟”的文化工程。肖克倡议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亲自领衔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101卷，篇幅逾4000万字，汇聚全国近200位专家学者历时八年辛勤耕耘，终成佳作，并于1998年问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写序言，并亲自挥毫泼墨。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玉泉山上的“写作团队”至今仍旧坚守岗位，而与之相似的机构亦已多见。在党内，对于领袖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著作，中央文献研究室设有专门的编纂研究部门（小组）进行负责；至于其他领导人，若需成立专门机构，亦可向中央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设立。

在1992年，随着十四大的落幕，中顾委宣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被撤销。尽管绝大多数老一辈的成员选择了彻底退隐，却仍有少数例外。

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年逾七旬的刘华清同志，作为两届中顾委委员，荣膺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军委副主席之职，成为江泽民同志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下重担。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航母的消息屡见报端，这位被誉为“中国航母之父”的刘华清同志，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一些长者被纳入政治团体之中，以“半官方”或“非官方”的身份持续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已故的原上海市长汪道涵于1991年11月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所采用的酒宴对谈之风格，已成为不可复制的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尽管多数人因年龄、体质或其他特殊状况而选择隐居简出，他们依旧对政治动态与时代走向保持着极高的关注。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喜欢谈诗论赋。他的儿子张胜在2008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张胜提及，其父曾直接联络中央部门相关人员，却未获得明确回应。他对父亲的看法存在分歧，质疑道：“您如此热衷于支持南街村，难道这真是未来发展的道路吗？”张胜在文字中表达了对父亲年龄的感慨：“我觉得父亲确实步入暮年，他的政治敏感度似乎已不如从前，他显得过于固执、幼稚，与时代潮流脱节。”95岁高龄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对当前的社会风气表达了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深感“时代有所倒退”，人们似乎都沉溺于金钱的诱惑。近期，他亦对利比亚问题表示关注，他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侵犯他国领土竟还能振振有词。”

汪东兴日复一日地翻阅《人民日报》，一字一句地细细品味，此外，《环球时报》和《南街村报》亦在其阅读清单之中。这类“学习”活动，几乎每日都要耗费他长达四小时的时光。近期，汪东兴又开启了毛选的通读之旅。“每当遇到难题，他便会深入书中寻求解答”。

老干部们往往受邀参与地方的“考察指导”活动，从而使得他们的晚年生活片段得以在局部范围内公之于众。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对儿子下达了奇特的指令，令其锯掉院中门槛。原来，他的挚友于光远即将从北京抵达。

自2005年经历了两次脑血栓的困扰后，于光远先生才逐渐减少外出活动。在此之前，他凭借轮椅“飞跃”各地，每月平均出差多达两次。即便已退休，他的前秘书胡冀燕女士至今仍每日往返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她感慨地说：“于老的事情仍然繁多。”众多年迈的长者们，在晚年时光里，投身于各式公开的学术思想交流活动。关山，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官员，回忆道：“在任老在世之际，他几乎每场研讨会都会出席。”有人认为他行事高调，但关山先生却认为，这背后更多是一种使命感的驱使。众多广东的年轻学者与新闻记者，也都曾与他有过深入的交流。

任仲夷擅长将诸多敏感话题处理得颇具灵活性。例如，他对“和谐社会”的诠释颇具巧思：“和”字左侧为“禾”，右侧为“口”，寓意着人人皆能饱食无忧；而“谐”字左侧为“言”，右侧为“皆”，意指人人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再如，他认为稳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唯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不仅对我，即便在他人面前，他也从不回避，表现得极为坦荡，似乎已经无所畏惧。”曾为任仲夷进行大量口述工作的关山这样评价。

所有议题均聚焦于探讨我国的发展方向，然而，由于对历史与政治认知的差异，老一辈们分化成了若干不同的派别。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身为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不时会在党史的细节之处，或显或隐地指出对方的偏差，此现象尤见于个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或传记之中。

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不仅是杂志的顾问，更是其主要撰稿人。

肖克为杂志确立了“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编辑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表示，老将军虽不过问杂志社的具体事务，却会亲自审阅关键稿件。1994年，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率先发表了纪念胡耀邦同志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座谈会，隆重纪念胡耀邦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汪东兴的子女们正致力于撰写他的回忆录，目前已完成了第一部。汪延群透露，汪东兴亲自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关键行动，然而，他对“四人帮”的定性问题持谨慎看法，并批判了某些人将“文革”全然撇清的行为。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历史的叙述，常常伴随着诸多争议，然而，党史研究领域普遍认为，史料的不断丰富，有助于让真相在辩论中愈发清晰，逐步明朗。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经出版，随即再版。出版社特此发布声明，向吴桂贤同志表达最深切的歉意。在口述内容中，吴德曾提及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吴桂贤，称其“随‘四人帮’而行”，此言引起了吴桂贤的不悦，进而诉诸法律途径。

自2008年挚爱离世，杜润生便常驻医院之中，然其仍不忘为农民权益发声。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对一位98岁长者进行了独家访谈。记者在文章中提问：“您曾提及，中国需跨越民主与市场两大难关。您认为，农民应如何找到自己的出路？”杜润生在“民主关”和“市场关”之后，笔锋一转，留下了“自由关”三个字。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十年光阴流转，陆德先生整理并公之于众了陆定一先生晚年的诸多反思。其中强调，在对待历史问题的处理及政策制定上，应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而在对历史教训的剖析与总结时，则需“宜细不宜粗”。对于党内腐败的惩治，单靠“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借助“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双重力量。至于党的“双百”方针，其内涵应当通过“二元论”进行阐释，而非单一以阶级斗争的“一元论”为指导。至于“自由”，它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对于自由与民主的探讨，应当是“扬弃”而非“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