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同环卫工翻8吨垃圾为游客寻找手表的事情引发热议，不由得让我想起五一期间湖北宣恩“游客订不到酒店住进文旅局长家里”的事。这两件事在网上的发展态势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最初都以“暖心叙事”切入，借助媒体聚焦的“个体善意”“政府温情”形成情感共鸣。但随着传播深入，更多细节被披露，逐渐剥离了“感动叙事”的滤镜，舆论开始从“情感认同”转向“理性审视”（抑或是“情感不认同”），对事件的评价也从单一正向走向多元争议，甚至是吐槽质疑。

其实想想，仅就事件中的双方来说，事情处置得挺圆满。官方取得担当美名，游客获得关爱温情。但是宣传报道出来，让广大网友代入自己的经历后，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变的关键就在于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拥有且不屑利用的“政府讨好思想”和“游客特权行为”，本质上是公共服务价值排序与公平性边界的碰撞。这种争议并非否定政府服务游客的初衷，而是质疑其行为背后潜藏的价值倾斜与权责失衡。

“政府讨好思想”，表现为公共资源向游客过度倾斜，甚至以牺牲公共利益或基层权益为代价，本质是对“游客满意度”的片面追求。大同事件中，为游客一块儿童手表，动用两名环卫工人在高温下翻找8吨垃圾，耗时4小时。这种看似投入与产出的极端不对等，反映出政府在资源调配时，将“游客诉求”置于“公共资源使用效率”之上。相较于本地居民日常可能遇到的公共服务需求（如社区设施维修、公共交通优化等），此次为游客个体需求的资源投入明显超标，暗含“外来游客优先级高于本地居民”的隐性逻辑。

而“游客特权”并非指游客应享有的合理服务，而是指其获得了超出普通公共服务标准的特殊对待，这种特殊对待可能是以挤压本地居民权益或公共资源为代价。这种特权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不屑，是由于其资源分配的双标和权利义务的失衡。大同事件中，游客丢失手表能触发“动员式”寻找，但若本地居民丢失物品，是否能获得同等规格的公共资源支持？这种“内外有别”的服务标准，本质上是赋予了游客超越本地居民的资源获取权。同样，宣恩县在游客住宿紧张时，游客一通电话能让文旅局长亲自安排住宿，甚至动用公职人员私宅和公共场馆，也不知道本地居民遇到类似困境时能否享受同等殷勤态度。而且，游客在享受超额公共服务的同时，并未承担相应的额外义务。大同事件中，游客无需为翻找垃圾的人力成本付费（游客曾发红包但遭到婉拒），宣恩县的游客在占用公职人员私宅时，也未对可能干扰其私人生活做出补偿。这种“权利大于义务”的状态，使其与本地居民之间形成了权利不对等。本地居民作为公共资源的长期贡献者，却可能在公共服务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真实上演了一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现在来看，这算是旅游经济依赖下的一种价值扭曲。在当下“旅游体验为王”“流量至上”的今天，不少城市在发展旅游经济时存在的治理能力不足和形象焦虑。当政府缺乏科学有效的资源调配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时，“讨好式服务”很容易成为掩盖治理短板的无奈之举。在社交媒体时代，地方政府对“城市形象”的敏感度极高，担心负面舆情影响城市声誉。为了避免游客投诉引发舆论批评，政府也会倾向于“过度服务”来换取正面评价，这种“形象焦虑”最终转化为对游客的无原则妥协，催生了“游客特权”。

如果任由“讨好思想”“特权行为”大行其道，则会贻害无穷。

损害公共服务公平性。当“讨好思想”主导资源分配时，本地居民的合理权益会被边缘化，长期可能引发“地方认同危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下降，对政府的信任度削弱。透支基层治理资源。大同事件中环卫工人的超额劳动、宣恩县公职人员的私人空间被占用，本质上是对基层权益的透支。这种“靠基层牺牲讨好游客”的模式不可持续，最终会挫伤基层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助长游客权利膨胀。“游客特权”的存在会让部分游客产生“特殊化”心理，认为自己的任何需求都应被优先满足，甚至可能催生过度维权、无理诉求等行为，反而破坏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

政府服务游客本是应有之义，但需坚守“公平性”与 “合理性”的底线。真正成熟的旅游城市治理，不应靠“过度讨好”和“特权待遇”维系，而应建立在“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体系、“科学高效”的资源调配机制和“权责对等”的权利框架之上。让游客享受应有的便利，让居民获得平等的尊重，才是公共服务的终极价值。

游客好，不算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