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西方的圣诞节，被扣押了整整两周的蒋介石“脱险”飞离了西安。

第二天，他从洛阳飞抵南京，马上就发了一个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名字挺有意思，叫作《对张杨的训词》。

蒋介石

张学良

杨虎城

又过了两天，毛主席在陕北也发布了一个声明，名字很直接，就叫《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主席在声明中阐明了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提醒蒋介石要实现他自己“言必行，行必果”的诺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总结了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

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

在《毛选》中，主席大约四次提到过何应钦这个人，最早是关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最后是在解放南京前夕，何应钦任行政院长的时候，中间两次，则是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了从国内战争走向一致对外抗日的转折点。

同样，这一历史事件也改变了许多个体人物的命运。不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被改变了，蒋介石的许多“身边人”，比如以何应钦为首的“八大金刚”，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01

“蒋何”黄埔军

“八大金刚”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简单来说，这八个人都是黄埔军校初创阶段的元老级人物，身份都是教职工。所以，即便如胡宗南这般被称为“天子第一门生”，但在资历方面还是要矮“八大金刚”一截。

何应钦是“八大金刚”之首，也是黄埔军校乃至国军的“二号人物”。

这个“二号人物”原本是王柏龄，他是蒋介石的“三料同学”：保定军校同学、留日同学、炮兵科同学。蒋介石受命筹办黄埔军校，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这位老同学，建校后王柏龄被任命为少将教授部主任。

王柏龄

何应钦当时正处于人生低谷期，在上海闲居了将近两年。正是在王柏龄的引荐下，何应钦得以入职黄埔，并被蒋介石重用，任总教官兼教练部主任，地位仅次于王柏龄。

但这个王柏龄不仅能力不行，而且还毫无军人胆色，东征打淡水时临阵脱逃，北伐在南昌时又跑了一次，就这样拱手把黄埔军“二号人物”的交椅让给了何应钦。

在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一书中，把黄埔党军称为“蒋何”，与工农红军的“朱毛”相对应，足见何应钦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之重。

02

何应钦的“异心”

但“蒋何”这对组合的稳定与互信，远不及“朱毛”，一旦蒋介石处于低谷期，何应钦总会或多或少生出一些异心来。西安事变，就是其中最严重的一次。

毛主席在声明中所言的“讨伐派”，指的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与“主和派”相对立的主战一派。

这一派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最大的政敌汪精卫，另一个便是何应钦，二人想借西安事变取代蒋介石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

“讨伐派”本质上是亲日派，而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是亲美的一方，这是两派的政治底色。

中共当然既不亲日也不亲美，但毫无疑问，“讨伐派”会破坏统一抗日的大局，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与主和派的“不谋而合”。

宋美龄曾专程找过何应钦，劝他不要出兵西安，但何应钦软硬不吃，把宋美龄气得不轻。西安兵谏发生后，蒋介石收到了一封宋美龄托人带来的信，信的结尾是：“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何应钦

不夸张地讲，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何应钦的信任跌到了“冰点”。只不过，“二号人物”的势力盘根错节，“讨伐派”也有在面上能站得住脚的政治逻辑，再加上抗战全面爆发，正值用人之际，所以蒋介石等了八年，才给何应钦穿上了“小鞋”。

1946年5月，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在美国的推动下改组为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而何应钦则被蒋介石派去了美国，担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

有人说，因为何应钦落选了国防部，所以蒋介石才派他去美国。其实，选不选得上还不是蒋介石一句话。当时抗战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和声望如日中天，他自觉大局已定，所以对“动一动”何应钦不再有顾忌。何的“落选”和“赴美”，其实是互为因果的两件事。

何应钦回国是在1948年5月，当上了国防部长，次年任行政院长（注：在美国人设计的架构中，国防部归行政院管理）。这次回归属于收拾“烂摊子”的性质，一年后，1949年5月，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

逃到台湾后，何应钦倍受冷落，经常和“同病相怜”的白崇禧结伴打猎，消磨时光。

03

钱大钧的“失职”

“八大金刚”里仅次于何应钦的，一般会认为是陈诚。从实力上来讲确实如何，但如果以资历论，排第二的应该是钱大钧。

除了何应钦和蒋鼎文，“八大金刚”的其他六位都出自保定军校，这其中只有钱大钧是军校老师（分队长、队长），所以“辈分”比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陈继承这五人都高。

此外，八人中只有何应钦和钱大钧二人曾赴日本学习军事。何应钦没上过保定军校，所以钱大钧是“八大金刚”里唯一一个和蒋介石一样，拥有“保定”和“留日”这两个背景的人。

在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中，有一段陈赓参加黄埔面试的剧情，剧中的面试官分别是何应钦、叶剑英和钱大钧。以三人的资历和职位论，担任面试官是合理的。

剧中角色，左起：钱大钧、何应钦、叶剑英

前文中提到，王柏龄曾在东征淡水战役中临阵逃跑，而接任黄埔教导团二团团长一职的，便是钱大钧。他是继何应钦、王柏龄之后的第三位实职团长。

西安事变当天，钱大钧是离蒋介石最近的那位“金刚”，时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

蒋介石的这个侍从室，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侍从室的全称随着蒋介石的职位名称变化而变化，后来又改组为军务局和政务局，所以一般就是简称为“蒋介石侍从室”。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做了一次重大调整，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侍一处主管军事，侍二处主管政治，两位首任主任分别是钱大钧和陈布雷。1940年又增加了侍三处，主管党务和人事，处长为陈果夫。

能与陈布雷、陈果夫齐名，足见钱大钧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钱大钧

西安事变时，钱大钧被乱枪击中胸部，险些丢了性命。虽然“大难不死”，但未能“有后福”。

“西安蒙难”对蒋介石的冲击太大了，以“结果”论，作为侍卫长的钱大钧难辞其咎。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曾彻底调查过钱大钧，但并没有找到他私通张、杨二将军的证据。

据记载，事变当晚，蒋介石被枪声惊醒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呼叫钱大钧，但钱大钧那时已经中弹倒地，所以没有回应。

这个“没有回应”，无论是客观原因（疼得说不出话）导致，还是因为主观原因（吓坏了），对蒋介石来说都是一次“充满绝望感”的体验。

钱大钧在此之后便坐起了“冷板凳”，抗战时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虽然在对日空战中卓有贡献，但作战规模远比不上陆军。他后来又担任了一些闲职，慢慢“回升”到了军政部常务次长这个要职。

1944年11月，陈诚取代何应钦担任了军政部长，以资历论，钱大钧这个“老师”在陈诚手下当次长就不合适了。于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八年后，安排钱大钧复任了侍一处主任。

只不过，钱大钧再也没有兼任过侍卫长，蒋介石把这个要职给了让他觉得更有“安全感”的俞济时。

04

陈继承的“失态”

“八大金刚”里有四人和蒋介石一起在西安“蒙难”，分别是钱大钧、陈诚、蒋鼎文和陈继承。

四人中因西安事变而“倒霉”的，除了钱大钧，还有陈继承。

陈继承于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二期，与刘峙、熊式辉是同期同学。黄埔建校的时候，陈继承和刘峙都在何应钦的教授部任战术教官。教导团成立后，陈、刘二人也都在第一团（何应钦团）当营长。

早期经历，陈继承和刘峙完全一样，但后来的名气，就远不如“福将”刘峙了。

陈继承

西安事变前，陈继承刚刚就任豫鄂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事变后与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被扣押在西京招待所。

据说，陈继承是当时表现得最为惊慌失措的那个人，完全不符合“处变不惊”的高级军事将领形象。在“中国现代史演义”丛书中的《西安事变》里，还记载了陈继承姨娘（小妾）在被扣押期间遭陈调元调戏一事。

如果真有此事，那蒋介石从此不再重用陈继承也就不难理解了。蒋介石以前还是蛮欣赏陈继承的，因为他打仗异常卖力，甚至不惜拼光自己的部队。但他在西安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总之，西安事变后，陈继承成为了“八大金刚”中，唯一一个军衔止步于中将的人。

05

陈诚的“忠心”

有人“倒霉”，也会有人“走运”，陈诚和蒋鼎文便是后者。巧的是，这两人是“八大金刚”中唯二的浙江人。

西安事变并不是陈诚的仕途转折点，但可以算作是他“上升通道”中的一次“锦上添花”。

陈诚

事变的前一天下午，陈诚察觉到了西安的气氛异常，于是立即赶赴位于临潼的华清池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其实也有察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行色匆邃，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

西安有危险这事，提醒过蒋介石的人有很多，但像陈诚这样到了最后时刻还在“进言”的，就不多了。

陈诚的提醒虽然没能改变任何事，但毫无疑问，这让蒋介石在心理上与陈诚更近了一步。相比之下，钱大钧这个侍卫长就显得“后知后觉”了。

其他人，看到老头子一意孤行后都选择了闭嘴，只有陈诚还能“孜孜不倦”地相劝。这样说并不是在嘲讽陈诚善于“揣摩圣心”，因为他是真的对蒋介石忠心。

06

蒋鼎文的“奔走”

蒋鼎文也在西安事变时表现出了他对蒋介石的忠心。

他是“八大金刚”里“学历”较差的一位，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比保定军校还是要差一个档次。但蒋鼎文的从军经历丰富，27岁就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参谋部当上了上校参谋。

黄埔军校成立后，蒋鼎文自愿连降四级，出任黄埔一期的学生队区队长，后任上尉军事教官。因为他严谨的军人作风，从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蒋鼎文是“八大金刚”中比较能打仗的一位，中原大战中被誉为“飞将军”，“围剿”红军时也出了不少力。

攻下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的是刘峙，而攻下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便是蒋鼎文。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正在准备展开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蒋鼎文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

蒋鼎文

事变发生的第三天，12月14日，宋美龄派了两个人飞赴西安。一个是澳大利亚人端纳，他曾做过张学良的顾问，现在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顾问。另一个是励志社（注：不是力行社）总干事黄仁霖，他和宋美龄相识于美国，又和张学良是密友，所以也是合适人选。

见到蒋介石后，黄仁霖被扣留在西安，而端纳则拿到了蒋介石写给何应钦的“停战手令”，于17日飞回南京。陪同端纳返京的，便是被提前“释放”的蒋鼎文。

蒋鼎文被选为“送信人”，既因为他的军事地位较高，也因为他与何应钦相熟，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何应钦质疑“停战手令”的真实性。

蒋鼎文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于22日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再次飞回了西安，同机的还有端纳和戴笠。

“为营救领袖而奔走忙碌”，便是蒋鼎文在西安事变中留给蒋介石的印象，可以说是忠心可鉴。

但蒋鼎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陨落”了，有点咎由自取的意思。他在“圣眷正浓”的时候选择了不思进取，主政西北时把实权给了胡宗南，主政中原时又让给了汤恩伯，而他只管一心捞钱。

1944年豫湘桂战役，国军大败，蒋鼎文失地千里，引咎辞职，最后干脆弃官从商，离开了军界。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用来形容蒋鼎文是贴切的。

07

刘峙与顾祝同的“路标”

“八大金刚”中没在西安的，除了何应钦外，还有两位也在“讨逆军”中，分别是东路军总司令刘峙和西路军总司令顾祝同。

刘、顾二人的资历差不多，都是保定军校毕业，顾祝同比刘峙晚四年；黄埔建校，二人都是战术教官；教导团成立后，二人也都当上了营长，刘峙在一团，顾祝同在二团。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刘峙与何应钦的关系更亲近一些。

西安事变，让这个“不同之处”成为了二人的“路标”。

刘峙、顾祝同

刘峙选择了忠实执行何应钦的部署，而顾祝同则选择了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

宋美龄在与何应钦交涉未果后，也找过顾祝同。顾祝同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一再地拖延出兵西安的进度，已经到了何应钦打算撤他职的地步。但也就在此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西安事变成为了刘峙和顾祝同的仕途“分水岭”。

抗日战争期间，刘峙大多数时间待在重庆，担任卫戍总司令，所以战功寥寥。解放战争中他的“出镜率”也不高，早早地在定陶战役后被蒋介石撤了职。直到1948年何应钦“回归”后，刘峙才又当上了徐州“剿总”司令，跟着何应钦一起收拾“烂摊子”，最终在淮海战役中“出了名”。

顾祝同就不一样了，抗战中被蒋介石重用，并且是皖南事变的执行者之一。解放战争中顾祝同的“出镜率”也非常高，如何您看过电视剧《大决战》的话，一定会有印象，顾祝同是那个经常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的人。“三大战役”期间，顾祝同已经接替陈诚成为了新一任的国防部参谋总长。

08

张治中的“备战”

“八大金刚”中唯一没受到西安事变直接影响的，是张治中。

张治中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他选择了出国考察，并制定了一个为期五年的德国留学计划。

五个月后蒋介石电召张治中回国继续北伐。但等到张治中回国后，北伐已经完成了。于是他在1928年进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先是担任训练部主任，次年升任教育长。

张治中在军校教育长岗位上整整干了十年，期间曾五次离校带兵参战，但没有一次是和共产党作战。解放战争时他远驻新疆，成为了唯一一位没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军高级将领，因此被称为“和平将军”。

张治中

西安事变时，张治中也是“主和派”。这一年的2月，张治中已经奉命兼任京沪国防区的军事负责长官，以军校为掩护，秘密开展对日备战工作。

这个秘密备战机构的名称是“高级教官室”，后来又改成了更低调的“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直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办事处是干什么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西安事变对张治中也是有影响的，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让他的秘密备战有了用武之地。

09

尾声

总之，西安事变除了本身的重大历史意义外，也是国民党内部的一次“重新洗牌”，受其影响的又何止“八大金刚”。

曾经权势滔天的复兴社在事变一年多后“寿终正寝”，成员被并入三青团。复兴社书记邓文仪、常务干事贺衷寒，是西安事变时坚定的“讨伐派”，从此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复兴社特务处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军统。戴笠作为国民党的头号情报人员，在西安事变中其实有明显的“失察”之责，但他化被动为主动，护送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反而进一步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曾经和蒋介石情同莫逆的浙江老乡戴季陶，也是“讨伐派”一员，虽然最终在宋美龄劝说下“转向”，但也从此开始逐渐失宠于蒋介石。

而那位陪同端纳赴西安的黄仁霖，当时只是个上校，后来成为了国民党的中将联勤司令，到台湾后又晋升为二级上将。

端纳则成为了“里外不是人”的倒霉蛋，他曾向张学良担保蒋介石会放他回西安，结果却“言而无信”，于是又不厌其烦地找蒋介石为张学良求情，引起了蒋的不满。

1940年，端纳离开了蒋氏夫妇，六年后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