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乘船前往江西庐山的途中，心中有着难言的焦灼，他对神州大地正在发生的一切深感不安。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九五八年是一个普遍激动的年代。平心而论，中央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头脑都不同程度地热起来，失去了应有的冷静。这也包括彭德怀在内。对于“高速”发展国民经济，他没有异议；发动“大跃进”，开始他也是赞成的。谁不想尽早甩掉一穷二白的帽子呢？不过，他的头脑清醒得比较早。

一九五八年以来，他多次外出，跑了八九个省，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下面问题很多啊！

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到处泛滥。

基层干部误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社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

农民怕“共产”，便低价变卖家产。

说是要建立新居民点，房子还没盖，就把农民现住的房子拆了，并且乱砍滥伐。

干部为了表功，无限制地虚报所谓的“卫星”，到了可怕的程度。

各级领导对指标层层加码，基层干部就只好强迫命令，有的地区甚至打人成风。

妇女被强制性地去完成难以承受的重体力劳动，以致造成子宫下垂和停经等疾病。

群众纷纷向彭德怀告状。这些情况，在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视察湖南乌石、平江等地时，给他的印象尤为深刻。

乌石，是他的家乡。平江，是他当年起义的地方。

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表现得令人难以置信。

那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武昌会议期间，他参加西北小组的讨论。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以多少为好。

“粮食产量一万亿斤以上！”

“至少九千亿斤。棉花六千到七千万担。”

“粮食已经不成问题，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落后于农业。”

在座者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个数字怎么可能呢？

一九五七年的粮食产量是三千九百多亿斤，棉花是三千二百八十万担。一年的时间翻了一番还多！

“我说粮食没有这么多。”彭德怀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用平静的口气说。

“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有人提出了客气的批评。

“公布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这是一种和缓的解释。彭德怀不愿把争论搞得太尖锐。

后来，毛泽东在会上说，向外公布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彭德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心里是有很大怀疑的。

彭德怀视察湘潭、平江等地之后，回到株洲，见到了薄一波。两人谈起了粮食数字。彭德怀说：

“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

“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薄一波建议。

彭德怀后来用自己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建议只能征购九百亿斤。电报发出以后不知所终。

彭德怀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高指标压出“高”产量，“高”产量带来高征购，农民的粮食被强制性地征购走了。到年底，严重缺粮的省份不断出现。

甘肃省，在四月份召开的上海会议上，还说是余粮省；到了六月，就变成了严重缺粮省，以致不得不动用军队已经十分紧张的运输力量来为甘肃调运粮食。

那是半个月前，彭德怀出访回国到达北京后第二天，他不顾旅途劳累，来到国防部大楼办公室。黄克诚总参谋长向他汇报了国内情况，谈了甘肃缺粮问题，中央要向那里调运粮食，但运输很困难。

“军队可以抽出一点运输力吗？”彭德怀问。

“凡能抽出的全部抽出来了，海军舰船抽了一部分到重庆运粮，空军也抽了一部分。如再抽要影响战备。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克诚说明了军队的难处。“西藏平叛已经结束，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又补充说。

军队的困难，彭德怀也是很清楚的，但他还是指示黄克诚尽可能多抽一点运输力量来帮助地方运粮食。

“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真是荒唐哀哉！

但愿这次庐山会议能把问题摆透，拿出有力措施，否则，情况将十分不妙。要好好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教训。关键在于中央的同志头脑能否真正冷静下来，或者更直接地说，关键在于毛泽东对问题的看法如何，一切取决于他的意见。

那么，毛泽东的意见究竟怎样呢？

从去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首先指出并带头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看得出，他对总的形势的估计还很乐观，对已经暴露出和可能发生的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以为然。

彭德怀敬重毛泽东。毛泽东的才干和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是党内其他任何同志远远比不上的。

彭德怀不认为自己可以称作毛泽东的战友，而总是把自己比作毛泽东的学生。

他不会歌功颂德，也不会事事迎合，但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深切、真挚、纯正的。

不过，他也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建国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他与毛泽东之间似乎有了某种隔膜。不知其他同志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

中央其他同志很少有人提不同意见，是没有不同意见吗？

彭德怀是同意批“反对高速发展”的。可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批评如此严厉，令人吃惊，会议紧张的气氛，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

彭德怀也常常怪自己脾气不好，有话冲口便出，对毛泽东有时不够尊重。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中出现了那么多问题，而又没有及时有效地纠正，很不满意，他说：

“我讲话不起作用。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

“您不是早就挂帅了吗？”彭德怀说。

是不是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有看法？为什么会脱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呢？

毛泽东极为生气，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

彭德怀常恨自己说话欠考虑。

怎么办呢？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但无论如何，该说的还得要说。

彭德怀敢于直言是众所周知的，他最看不惯讨好奉承、唯唯诺诺的人。

彭德怀一九五八年到平江，同当地农民交谈，一位红军老战士递给他一首写在纸条上的打油诗：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呼）!”

彭德怀把这张纸条，仔细地夹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中。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许是苏东坡这千古绝唱，化开了彭德怀心头的忧虑。

此时，他站在开往江西的轮船上，望着那滔滔江水，心里豁然开朗，轻松多了。

仍是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长江水面，还有一艘轮船在向九江方向驶去。这艘船上的乘客是毛泽东和罗瑞卿及其他随行人员。

不久前，毛泽东巡视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未及返京，便直接前往庐山，到那里主持召开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船舱里，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着香烟，一边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侃侃而谈。

毛泽东，时年六十六岁，满面红光，精神矍铄，身体很健康。

这是一位真正的伟人。

他这次出巡途中，于六月二十五日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三十二年，在人类历史上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漫长的道路！多少艰难险阻，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先后失去了六位亲人，他们都是为了这壮丽的事业而献身的。

杨开慧，毛泽东的结发妻子，一九二一年初与毛泽东在长沙结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杨开慧留在长沙坚持地下斗争。一九三〇年一月被捕。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同年四月二十四日英勇就义于长沙城外识字岭，时年二十九岁。

毛泽覃，毛泽东二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县委书记、独立师师长、红三军政委、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江西瑞金同福建长汀交界处阵亡，时年三十岁。

毛泽建，毛泽东堂妹，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四月被捕，八月被杀害于湖南衡山，时年二十四岁。

毛泽民，毛泽东大弟，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闽粤赣军区供给部部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被派往新疆开展统战工作，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盛世才杀害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年四十八岁。

毛楚雄，毛泽东侄儿，即毛泽覃之子。失散多年后，一九四五年被经过湘潭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找到。一九四六年秋从韶山赴延安途中，因车祸(一说遭土匪袭击）身亡，时年十九岁。

毛岸英，毛泽东长子，一九四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〇年参加志愿军赴朝，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翻译。同年十一月遭敌机轰炸而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逝者越来越远地离去了。但是，有时候人们缅怀和思念突然涌上心头，仍然使人难以抑制。

毛泽东回到久别的故乡，拜谒了幼时的故居，祭扫了父母的墓地，看望了父老乡亲，勾起了那么多记忆！

离开韶山已经几天，毛泽东的心情仍然无法平静。但是，他不能长久地沉缅在对故乡亲人的思恋之中，必须让自己的思路迅速回到当前的国事公务上来。

庐山会议，还是要解决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要纠“错”。那么，具体讨论几个什么问题呢？

此时，毛泽东正在向身边同志谈他的考虑，他说：

“要提倡读书，地委以上干部读《政治经济学》下卷。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宣传‘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一本是‘坏人坏事’，揭露那些说假话，违法乱纪的；一本是去年以来中央的各个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我劝大家要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他的话有条不紊，自信，有力，而又富于幽默感。

“大跃进”以来，很多干部不讲经济效益，不按价值法则办事，头脑发热，虚报浮夸。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时就强调读书问题。此后，又多次讲过。

他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他批评了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经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打折扣。

陈伯达是号称“家”的，此人当时主张废除商品、货币，并到郑州向毛泽东宣传他的观点。他原以为会受到赞赏，不想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形势是好是坏？”毛泽东继续他的谈话。

“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身边的同志被这风趣的自问自答和比喻逗笑了。

但是，形势究竟如何？

看来，毛泽东过于乐观了。

“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但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两个指头的问题，三个指头的问题。”

他一边说，一边扳着自己的手指头。

“何时彻底好转？大概要到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促进派似乎有些腰杆子不硬。要硬起来，怪话任人去说嘛！”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错”以来，毛泽东多次指出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又多次强调，成绩和问题的比例，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他提出要冷下来，但认为，“大跃进”以来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只要再作些调整，形势很快就会好转。

船舱里，有节奏的低沉的机器轰鸣声，没有压过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他的谈兴正浓。

七月一日，毛泽东、彭德怀等相继登上庐山。

庐山的闻名，还由于中国近代史上不少重大政治事件，是与它的名字相联系的。岁月流逝了，而庐山却永远耸立着。

它是历史的见证者。

毛泽东的心情，是轻松自如的。

此时，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及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们，也都陆续到了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