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篇文章里，我难以表达出他的不朽业绩，只能借片段的回忆，表达我对敬爱的少奇同志的深切怀念。

我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0年夏在莫斯科。他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领导上派我和殷鉴同志帮助少奇同志工作。在这次大会上，少奇同志当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作为我国驻职工国际首席代表留下工作，到1931年秋才回国。那时，他已经是知名的共产党人，但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面前却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他头脑冷静，思想敏锐;他很健谈，讲话有声有色，既富有理论色彩，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少奇同志在职工国际工作期间，有两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一件事，是少奇同志反对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

联共(布)派驻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顾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了决议案，少奇同志不赞成，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分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决议案时，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这就冒犯了职工国际领导人，说他的决议案是“反提纲”、“反决议”。这种提法是很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联共(布)批判托洛茨基的语言。

另一件事，是少奇同志反对职工国际领导人歧视外国代表。

职工国际执委会中，有许多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职工国际办事机构瞧不起他们，歧视他们。比如发文件，只发给俄文本，既不帮助他们翻译，又不准他们带译员，在一次会议上，这些代表提出意见，职工国际领导人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盛气凌人地训斥这些代表。少奇同志支持了代表们的合理要求，严肃地批评了这位领导人。

就因为这两件事，职工国际领导人给少奇同志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且一直戴到国内，以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同志不明真相，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据此攻击少奇同志，这也是后来使少奇同志的许多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的原因之一。

少奇同志对扣给他的“帽子”，一直胸怀坦然，从不放在心上。这显示了少奇同志具有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压力，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少奇同志很早从事工人运动和长期做白区工作，是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我同他在这方面的接触，主要是在1931年到1932年。1931年春，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那时，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非常恶劣。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加上一些人的分裂活动，使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惨重的破坏。就连工作基础好的法租界电车公司、英租界的彩印工会、内外棉“十三厂”、海员总工会等有名的工会组织也都垮掉了，“全总”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机关。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想方设法把那些被破坏了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回到了上海，担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和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少奇同志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既反对取消主义者在困难面前投降，又坚决抑制“左”倾盲动主义的种种错误。为实现这个方针，少奇同志主张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严格分开，又要巧妙地联系起来。他反对那种鄙弃一切合法手段，甚至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混淆起来的做法，因为这会导致两项工作都遭破坏。王明上台后，他们号召在黄色工会里公开组织赤色反对派，少奇同志对我讲，这是自己把“红帽子”戴上孤立自己的愚蠢做法。当时从职工国际传来德国人写的《罢工如作战》的小册子，介绍德、法等国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的经验，少奇同志反对机械地照搬欧洲工会的经验，使这本书没有印发。

少奇同志主张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积极领导工人群众争取切身利益的日常斗争，以争取群众，积聚力量。他反对不顾群众经济利益去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盲目地要求“斗争!斗争!”“一二八”事件后，日寇占领上海的闸北地区，日办13个纺织厂成千上万的工人无家可归，大批涌入英租界，举行反日罢工，成了“难民”。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上街募捐，买米做成稀饭，救济这批工人，团结了群众，扩大了革命影响。少奇同志对这一行动很称赞，并要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汇报。著名爱国领袖宋庆龄为声援工人群众的反日罢工，送来两千块银元，却引起当时党中央的一场争论。有严重“左”倾情绪的同志不同意接受这笔捐款。当时的中央“左”得很呵!少奇同志坚决顶住了这种错误意见，支持我们全部接受这笔捐款。国民党同日寇妥协，在上海停战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几万罢工工人要不要复工?又争论得很激烈。一些人认为不能复工，复工就是“投降”，一些同志主张复工。少奇同志明确指出，应该复工，这是关系到几万职工的生活问题，犹豫不得。他果断地支持我们做出复工的决定，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

少奇同志讲究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他认为，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要避免和敌人决战，以准备将来实行革命的进攻;要从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和迫切要求出发，选择发动斗争的时机，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更大范围的战斗。他反对“一切不合作”的关门主义，主张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下层群众。

少奇同志的这些正确主张，曾多次向党中央提出过。“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的党中央，不仅拒绝了他的主张，反而以此为理由，批评他，打击他，甚至撤销他的职务，诬称他是“右倾机会主义”。

历史是公正的。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少奇同志上述主张的正确性。可是，在1937年5月党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座谈会上，讨论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时，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还指着少奇同志的鼻子骂他是“老右”。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同志称赞这封信写得很好，是对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总结。在后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以上，又肯定和表扬了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

1937年7月，党中央决定派我去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这时候，平津已经失守，北方局迁到太原。我到太原时，少奇同志早已在那里了。

我记得，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期间，党中央政治局就决定派少奇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奔赴抗日前线的平津，肩负领导华北的斗争、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他到华北时，民族革命的新浪潮已经开始到来，但国民党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党遭到严重的破坏。偌大一个华北，只剩下一个河北省委组织和若干城市、农村中的一点点地方组织，以及几十个中下级干部，而且“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还严重地统治着这些组织和干部。“左” 倾机会主 义者主张“打倒-一切”、“一 切不合作”、“切斗争到底”。他们在战略上否定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策略上否定不利条件下的防御和退却。

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以后，就立刻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他着力肃清“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恢复了各地方党的组织，加强了平津二市的党组织，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河南工委，华北地区党员人数增加到5000多人。他还派出少数领导干部到华中、华南，恢复党的组织。他积极组织营救了一-批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干部出狱，派往山西等地开展工作。他还同曾在抗日同盟军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恢复了联系。在统一战线方面，他以“K.V"、陶尚行、胡服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阐明党的政策和观点，引起了很大反响，使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他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同华北各实力派、社会名流和学者等接洽，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和可能抗日的力量;他与国民党军队中某些爱国的高级将领联系，发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注意做国民党二十九军将领的工作，促使其同情抗日。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少奇等同志和各级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华北各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相继组织起来了，城市工人、市民、学生的示威游行、罢工罢课、抵制日货等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还有大批学生下乡宣传，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由华北一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国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以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知名人士为理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中心的“民先队”则发展到全国各地大中城市。这就汇合成了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浪潮，为党和八路军以后在华北的独立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当时北方局先是在太原，后来又转移到晋南临汾。这一段时间，我和少奇同志朝夕相处，亲眼看到他是怎样有声有色地领导华北人民抗战的。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少奇同志不失时机地指出:华北今后反对日寇的主要斗争形式，应该由“七七事变”前的非武装斗争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华北党组织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广泛地组织、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把八路军扩大成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就是要武装自己、武装人民，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抗战。

但是，当时有少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方针。他们认为，华北不致于全部沦陷，没有必要在华北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一是做不到，二是会刺激国民党，引起统一战线的“大破裂”;至于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那更是“不能允许的行动”。他们主张“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战。还有的同志不善于随着形势的转变而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习惯于秘密工作的方式，满足于一点一滴的做法。这时，少奇同志表现了既有驾驭革命形势的魄力，又有掌握全局、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能力。他批判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自己把自己手足捆绑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又告诫人们，当着客观形势不利于前进时，就要善于等待，积蓄力量，不可盲动和冒险;当着形势飞速发展和革命高涨时，就应该抓住大好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朝着一定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

太原失陷前，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到太原作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代表，对阎锡山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做统战工作。少奇同志与恩来同志一起，着眼全局，深谋远虑，运筹帷屋，把华北划分为开展游击战争的若干区域，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并派出大批领导干部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活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还与乌兰夫同志取得联系，在内蒙古大青山一带恢复了党的组织。短短时间内，先后开辟和建立了晋察冀、太行、太岳、晋西北、晋中、冀鲁豫、冀东、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几百支游击队在各地组织起来了，八路军迅速地扩大到拥有几十万人枪的集团军。各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我们还以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的名义，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学兵队，先后训练了上千名军政干部，并输送了一批优秀青年去延安学习。那时，少奇同志工作异常繁重，身体又不好，但他顽强地挤出时间，亲自编写教材，为学员讲课。《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本著名小册子，就是他在临汾为党员训练班编写的。

在华北大部分地区，我们采取的是独立自主、直接前进的方式。在山西，我们则主要采取与新派合作的方式。少奇同志对山西的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日寇对山西的进攻，使山西军阀阎锡山无后退之地，不得不“守土抗战”。他手下虽然有新派、旧派之分，但他支持新派抗战是可能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是一个封建军阀，在历史上同日本帝国主义有联系，抗战是有限度的、是暂时的。如果进步的新派势力超出了他所能允许的范围，他就会采取镇压的手段。因此，少奇同志认为山西的抗战，要利用阎锡山的招牌，通过新派和“牺牲救国同盟会”来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我们派遣了大批共产党员作为发展“牺盟会”的骨干，创建了新军(“决死队”)、工人自卫队，又同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一起创建了新一军。这几支武装力量对外打的是阎锡山的招牌，使阎自己觉得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向别人夸海口，但实际上它们的各级负责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是我党直接掌握的。在少奇同志指导下，我们利用阎锡山的招牌，在某些事情上向他让步，但不是“一切经过”、“一切服从”阎锡山，而是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领导抗日斗争。这样，就使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在山西和华北等地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在华北人民抗日战争迅猛发展的同时，华中人民抗日斗争却未能很好地开展起来，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华中，右倾机会主义者王明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示，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在日冠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不发一枪，望风而逃，抛弃中原、江南大片土地和亿万人民。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敢领导和组织这些地区的人民进行抗日，甚至连国民党军队从上海、南京、徐州、武汉溃退时抛下的几十万枝枪，他们也不敢捡起来武装自己。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任命少奇同志为中原局书记。少奇同志南下时，我们同行到河南的绳池，然后才分手。

少奇同志到华中以后，认真调查研究，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并借以教育干部。他分析了华中面临的困难和有利的条件，明确提出了华中地区今后抗战的任务和方针。少奇同志作了多次报告，广大干部精神为之大振，明确了方向，提高了完成新任务的勇气。少奇同志亲自作了军事部署，调配干部到各地开辟工作，派遣李先念、彭雪枫等同志到湖北、豫皖苏、大别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皖南事变以后，他又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在他和陈毅等同志的领导下，扭转了华中地区的被动局面。经过三年多的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伪军的“扫荡”，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大大发展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了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发展华中”的任务。

无论在华北，还是在华中，少奇同志都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