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首要主犯，其罪行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予以确认。鉴于其已故，依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对其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整人，堪称康生的拿手好戏。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被他整治、阴谋陷害的人，不胜枚举。他们或被诬指为特务、叛徒、内奸、托派，最终被捕入狱，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是凭借这些手段，康生在政治舞台上声名鹊起。提及康生，众人无不渴望深入探究，以求真相大白。为何他表现得如此恶劣？为何心狠手辣至此？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

康生

在延安那一段时光，我有幸在康生担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度过了五年时光，随后，我又加入了由他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前往山东，并在那里度过了大约半年的岁月，期间我担任了他的秘书。自1950年起直至“文化大革命”，我长期遭受了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的诬陷和迫害。正因如此，一些同志期望我能分享一下关于康生的相关情况。实则我对康生的真实面目亦所知有限，他的本相究竟如何，我亦难以言明。数年前，我有幸深入探究了康生一手策划的“谋杀苏枚”案的详细经过，这让我不禁回想起自己亲身经历或耳闻的一些往事。这些回忆与思考促使我心中有所感言，急于倾诉，难以抑制。

在我看来，自1948年起，我所目睹的事实表明，康生的整人行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左”倾，其所采取的“逼供信”手段亦非寻常。这种做法既不能简单归咎于权力斗争，亦非单纯为了排斥异己或结党营私。我深信，康生的整人行为与其与曹轶欧所构成的“夫妻店”利益密切相关。在他们眼中，周围的人皆不可信赖，他们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算计，要么是“坏人”，要么是“特务”。而他们自身似乎总是紧张地守护着某些隐私，深怕被人揭露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康生与曹轶欧所策划的“谋杀苏枚”事件，恰巧为我们提供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证据。

苏枚自缢，却指为他杀。

苏枚，原名曹文敏，系曹轶欧之妹。1928年，康生引荐其入党。在历史上，她曾遭遇逮捕，而获释后，康生协助她恢复了党籍。1950年的春夏之交，康生与曹轶欧于杭州修养，苏枚亦随他们同住。然而，某日，她竟不幸从高楼跃下。康生坚称，是保卫人员将她推下。即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康生仍旧将“残害苏枚”列为时任其秘书的沙韬的罪状之一。苏枚虽经历跳楼之险，幸无大碍，重返北京后，便被中央组织部安排至中央政法干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正当造反派四处搜寻所谓的“叛徒”之际，苏枚不幸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终致自我了结。1967年4月6日，上午十点左右，她的儿子归家，却见房门紧闭，无人应声。无奈之下，他从厨房的窗户破窗而入，发现苏枚躺在床上，已然陷入深度昏迷，叫唤不醒。他立刻向学校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拨打急救电话，将苏枚送往北京医院。尽管抢救竭尽全力，但苏枚于当天下午3时47分在医院急救室内不幸离世。

为解明苏枚之死因，北京医院对尸体进行了详细解剖，并对其药物成分进行了严谨的检测。在4月18日，对于苏枚女士的去世事件，我们得出了最终结论。结论报告明确指出：“鉴于患者处于深度昏迷，所有生理反应均已消失，血压急剧下降，唇色转为紫绀，以及心电图检查显示心肌缺氧等临床特征，经过死亡后的尸检，在胃部发现大量导眠能药物残留。药物检测结果显示导眠能为阳性。”患者死因：安眠药中毒 (导眠能 ) 中毒 ” 此外，经过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众多机构的反复检测与鉴定，结论：苏枚服安眠药自杀。随后，公安部便召集了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干校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力量，共同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以便对尸体进行详尽的检验，并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查。未察觉到任何外来作案的迹象，故排除他杀的可能性，最终判定苏枚之死确系自杀。

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坚决不接受苏枚自杀身亡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他俩不等医院的结论，也不等公安部门现场勘查的结果，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医院向政法干校造反派的人讲述起苏枚的生平，说她在白区工作如何英勇，如何有贡献， “ 是个好同志，不会自杀 ” 。责令公安部成立 “ 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 ” ，并要立即为苏枚开追悼会。康生说：“若你们不举办追悼会，我们便自行举行家庭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康生与曹轶欧特意带领一个警卫班，气势非凡，到场进行示威。

曹轶欧

在追悼会举行前夕，康生与曹轶欧多次会见了政法干校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并持续接见联合调查组，以听取他们的汇报。1967年5月12日，第五次汇报会上，康生发表了一番长篇讲话。他指出：“苏枚既然站在革命阵营，遭遇保守势力的打压自是意料之中。”“她虽遭受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动摇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从具体问题中洞察阶级斗争的本质。”“我们必须从这个案件中学到，运用辩证的视角，摒弃主观臆断，追求实事求是。调查分析问题时，应当全面、客观、辩证地去看待。”继而，话题一转，他言道：“调查过程中涉及诸多技术领域，一旦触及技术，便极易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例如，在法医、化验和侦查等领域，技术专家们往往更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陷阱，以及片面的认知。”他对医院及公安部门所提出的科学论断，一概不予认可。

曹轶欧与康生相互配合，任意发挥，随意编造“谋杀”的论据，提出了众多“谋杀”的疑点。例如：苏枚尸体上的药斑被断定为“外伤”；厨房窗户上的小洞被认定为“人为制造”；铝壶底部出现的两个凸起，据称是“凶手”为恐吓苏枚而故意敲打水壶所致；奶锅中的残渣发出恶臭，底部有积水，被解释为“有人清洗以销毁罪证”。最为卑劣无耻者，竟诬称“苏枚胃中的安眠药系医生解剖时故意植入”。此类为遮掩事实真相而编造的荒谬言论，自然无法经受事实的检验，已被调查组逐一辟谣。

曹轶欧乱指“谋杀”嫌疑人。她透露，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便居于苏枚住所的楼下。在苏枚不幸离世的那日，她在苏家目睹了石家成员两次上楼归还借用的小磨，并查看水管是否漏水，此举显然是在暗中探听消息。此外，她还提到，干校卫生科科长闻伯俊在北京医院抢救苏枚期间，频繁出入，似乎在密谋着什么。至于公务员段学思，她强调：“不可因其出身贫农而将其排除在外，他与石磊同住，二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联系。”先后被冠以“谋杀案”嫌疑人之名者，共有八位，当局严令调查组对这些人物进行专项深入调查。

调查组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旧依据事实判定苏枚为自杀。然而，康生与曹轶欧对此深感不悦，他们屡次指责调查组“忽视政治因素”，以及“仅从技术角度出发”。调查团队将搜集到的苏枚自杀相关证据整理成详尽的书面报告，并呈递给了时任公安部的领导李震。李震虽被迫认可苏枚自杀的事实，却巧妙地施展出手段，要求调查组“分批次逐件提交材料，拖延时间，以期让事情不了了之”。

操纵滥捕

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1967年末，风波再次涌动。李震被政法干校中某人的诬告所困扰，指控王久成……政法干校教员暗中前往辽阳东北民警干校，对苏枚过往被捕的历史进行调查。得知此事后，曹轶欧情绪激动，浑身颤抖不已。翌日，康生与曹轶欧在谢富治与李震的指令下，展开了对被捕者的行动。被捕者包括石磊与闻伯俊，他们被指控犯有“谋害苏枚”之罪。此外，王久成亦因涉嫌“进行黑调查”及“炮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被捕。在逮捕行动启动之前，调查组曾多次向李震进行申辩，强调对石磊与闻伯俊涉嫌谋杀的怀疑缺乏确凿证据，同时指出王久成在辽阳进行的所谓“黑调查”并未经过核实与查证。此刻，李震一反常态，摒弃了往日的敷衍了事，即便面对调查组的辩解，也坚决要求执行，并下令组建“干校军管组”与“石磊专案组”，对所谓的嫌疑人施以严刑逼供。

原公安部长李震

康生与曹轶欧凭借中央政法干校隶属于公安部领导这一特殊身份，以“防止案情扩散”为由，将“石磊专案”移交至当时由公安部主管的“中央专案三办”进行代管。同时，他们还指派政法干校军管组组长担任“石磊专案组”组长，实则是对康生、曹轶欧的直接负责。康生与曹轶欧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谋杀”，并多次在家中召集专案组负责人，亲自下达指示，强行要求捕捉所谓的“凶手”。案件进展、作战方案的调整，以及专案组成员的变动，均需向他们进行汇报，并需获得他们的批准。同时，受审人员如需就医，亦须向他们报告，并等待其同意。正如专案组负责人所述，“这一切都得益于康老的悉心关怀，并由曹大姐亲自领导”。随后，有人戏谑地将其称作康生与曹轶欧的“家庭专案组”。自“专案组”成立以来，被逮捕的人数也日渐增多。石磊的妻子，身为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干部，竟在“群众专政”的幌子下，被非法拘押至政法干校内，孤独地度过了长达六年的时光。闻伯俊的妻子，一位平凡的家居妇女，同样未加分辨地被无端逮捕，送入了监狱。自1968年4月起，政法干校的另一位副校长张效良、卫生科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等人，亦相继被捕入狱。北京医院内科的女医生顾惜春，在1967年4月6日恰逢急诊值班，参与了苏枚的抢救行动。基于苏枚的临床症状和解剖检验结果，顾惜春秉持医生的职业道德，判定苏枚为自杀身亡。此举激怒了康生与曹轶欧，1969年11月11日，她以“严重问题”的罪名被捕，身陷囹圄。

1968年1月，政法干校正式实施军事管理。在此期间，“专案组”对无辜者进行迫害，同时遵照康生、曹轶欧的指令，政法干校的“文化大革命”活动聚焦于“谋杀苏枚”一案，展开了“大揭发”、“查凶手”、“追后台”等一系列行动，并对“石磊一小撮”进行了大规模的抓捕。曹轶欧多次重申：“苏枚遭受的陷害，实乃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所引发的。”那些曾对苏枚提出过质疑，或对“谋害”一说表示过怀疑之人，无一例外地被诬指为“反康生”分子，甚至被冠以“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因而遭受了批斗和严厉的整治。这场所谓的“谋杀”冤案，导致多达99人遭受诬陷和迫害。其中，9人被捕押入监狱，23人被隔离在政法干校内，2人被迫致死，3人被逼疯，还有1人因此致残，终身无法恢复。

石磊

曹轶欧对“专案组”采用的刑讯逼供及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段大加赞赏，甚至不吝笔墨写信、赠送“语录”，连番称颂其行为为“高举”与“活学活用”。在康生与曹轶欧的鼓动下，刑讯逼供的现象愈发猖獗。他们志在攻克石磊的“坚壁”，然而，直至结局，竟未能从中获得丝毫收获。石磊作为这起冤案的“首恶”，身陷囹圄长达七年，饱受各种残酷刑法的折磨，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命悬一线，却依然坚守信念，顽强地抵御了严刑逼供，挺直了脊梁。

1969年11月17日，遵照康生、曹轶欧的指示，公安部领导小组的谢富治、李震等人炮制了一份呈送中央的虚假报告。该报告以逼供所得的虚假口供为基础，通过拼凑和捏造，将苏枚的自杀定性为“谋杀”，并诬指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了谋害”。谢富治等同康生、曹轶欧一样，最害怕他们所谓的 “ 黑调查 ” ，也就是害怕揭开苏枚历史上的谜团。说 “ 黑调查 ” 是对苏枚 “ 进一步进行政治陷害，恶毒地攻击康老 ” ， “ 其用心险恶，无以伦比！ ” 总之，苏枚的历史是触动不得的。在报告中还说：“他们背后的黑势力尚待进一步挖掘。”这显然是意图将更多他们意图整治的大人物牵扯进来，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然而，冤案终究是冤案，虚假的口供绝不能被当作真实。自1971年起，该案件实际上已陷入僵局。康生与曹轶欧坚持“谋杀”的指控，对石磊等人则采取关押不放，导致他们身心俱疲，疾病缠身。到了1975年，邓小平同志接管中央工作后，被押的人才得以陆续获释。石磊于1975年3月2日被释放回政法干校，然而即便康生去世后的1977年，专案组依然阻挠对该案进行平反。当年6月9日，专案组在致公安部的信中称，关于苏枚的死亡，“这个结论难以作出，亦不宜作出”。“特别是在结案过程中，康老曾指示，不要再为此案打扰曹大姐了。”“若要对苏枚之死作出结论，必须经过她本人，这对她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如此等等。继胡耀邦同志作出果敢决策之后，公安部党组于1978年5月发布了《关于因苏枚自杀引发冤错案件问题的复查报告》。在此报告的推动下，石磊等同志的冤案得以在同年10月陆续获得昭雪。

冤案已平，谜未解

该冤案受害者已获平反，但苏枚为何选择在“文革”期间，正值“揪叛徒”运动高潮时自杀，这一问题至今未明。康生与曹轶欧为何如此急切，亲自介入并导演这场荒谬的闹剧，颠倒事实，不择手段地制造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冤案？这一关键疑团仍待揭开。

曾服务于济南市公安局的几位退休老同志向我分享了关于苏枚的一段过往历史，这段经历让我深思熟虑。不若将之记录下来，以供大家共同思考。

苏枚 ( 曹文敏 )1928年，康生将其介绍入党。翌年，她与丈夫刘少甫一同被派遣至济南，刘少甫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地下党秘书长及团省委书记，而苏某则在省委机关中履职。他们的住所位于济南市顺街的一处居民院落内，该处正是省委秘书处的所在地。此时，曹轶欧的前夫，李应臣，亦在此地。（昔日担任上海地下党沪西区委书记，后已变节）自上海辗转至济南。一日，李应臣恰逢苏枚外出取水，遂立刻向国民党特务机构密报。随后，特务机关展开严密盯梢与调查，并派遣特务仲文焕携家眷入住苏枚隔壁，实施严密监视。不久，苏枚与刘少甫便被逮捕。紧接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济南乃至整个山东省范围内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导致中共山东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陆续被捕的，包括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女革命家郭隆真等二十余位共产党员与党的领导人。这些对党至关重要的成员，最终均惨遭敌人残忍杀害，唯有苏枚一人幸免于难，得以重获自由。苏枚出狱后不久，便由康生同志为她恢复了党籍，并安排了工作。

关于苏枚的这一段过往，如今鲜有人深入挖掘其真相。然而，康生与曹轶欧将苏枚的离世定性为“他杀”，费尽心思构建冤案，伤害了无辜之人。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已故的苏枚，还是仅仅为了他们自己？

康生暗中蓄谋已久。且让我们听听曹轶欧以及康生本人是如何陈述的。在1967年6月29日，即苏枚不幸离世两个月零二十多天后，曹轶欧在其笔记中记道：“诸多问题若连贯起来审视，枚之被害并非孤立事件”，“枚之被害亦非仅限于干校这一个单位，既有远因，亦有近因。”其中，“远因”：饶 ( 漱石 ) 、李 ( ？ ) 、杨 ( 尚昆 ) 、李 ( 克农 )” ， “ 近因： ( 苏枚 ) 安子文与帅孟奇，早已密谋将彼此送往干校……安子文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帅孟奇则是副部长。1968年7月，康生亲笔将他们两人列入“叛徒、特务”的黑名单，对他们进行了无端的诬陷与迫害。

1967年7月15日，恰在苏枚离世三个月又九天后，康生与李震等人谈话，造谣刘少奇迫害他。 “苏枚同志的事，与罗相关。” ( 瑞卿 ) 杨尚昆、李克农相关。 ( 公安部 ) 五〇年档案，罗？( 瑞卿 ) “请可靠同志查阅一下有关李克农陷害我的文件。”

康生与曹铁欧夫妇二人的观点如出一辙，意在说明他们所图谋的“苏枚”之死，实则为了“谋害”康生。同时，他们还将那些“有待深挖的黑台后”逐一揭露无遗。

历史谜团待解

康生与曹轶欧将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等众多人物牵涉其中，实则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7年冬日，康生带领土改工作团抵达山东渤海区。起初，他们参与了该区的土改整党会议。翌年春季，工作团与区党委的同事们携手合作，共同奔赴阳信县开展土改工作。此次行动的负责人是区党委秘书长彭瑞林，曹轶欧与贾琏亦积极参与其中。高夫人与彭夫人同村共事，工作中偶有分歧。曹轶欧便以彭夫人曾参与“三青团”活动为由，诬指其为“国民党分子”，声称她“存在政治问题”，并指责她“庇护村中不良分子”。此外，她还无端指责贾琏一同反对她，称其“庇护坏人”，是“立场问题”。一番喧嚣之后，她以病为由返回区党委驻地。而曹轶欧在工作组中制造混乱之际，康生与我正身处西柏坡中央工委。以刘少奇同志为领导核心的中央工作委员会重返渤海后，曹轶欧便向康生“揭发”了情况。康生与曹轶欧均命我转告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张晔，对彭夫人之“政治问题”进行彻查。我深知行事不可轻率，遂先向中央工作团的几位同志请教，他们均对曹轶欧的行为表示不满。张琴秋大姐直言曹的行为“太过分”。徐冰同志则认为曹在政治上过于狭隘，并劝我不要过多干涉此事。我认为曹轶欧的确理亏，因此也就不再与她多加争执。高文华曾领导过白区地下党北方局与省委，堪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四月和五月交替之际，他即将与贾琏一同返回中央，便特地向康生致歉，提及贾琏对曹轶欧有所亏欠。然而，康生对此并未有所表示。“在渤海区党委时期便察觉到你行为异常。”这才恍然大悟。

1949年，康生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职务。同年十月，他因病休假前往青岛。随后，他前往北京治疗，途中经过济南。我在济南市公安局任职，特地前往探望了他。康生便询问我：“你对沙韬是否有所了解？他在政治立场和社会部的工作表现如何？”沙韬是一年多前应康生的要求从中央社会部调来给他当秘书的。康生这一问来得很突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很爽利： “ 沙历史清楚，政治上很单纯，整风审干中做有结论，工作表现也不错。 ” 康生面无表情地说： “ 那他为什么拆看曹轶欧给我的信呢？ ” 这一问，出乎我的意料，我说：“或许是无意中拆错了。”他摇头，似乎并不认同我的解释。我补充道：“毕竟刚担任秘书不久，缺乏经验，年轻人行事有时会不够成熟。”康生对我的回答显得不满，沉默地坐着，不再与我交谈，我只能退出。后来我了解到，拆信事件发生在沙韬刚到康生身边工作的初期。当时康生在益都闵家庄的华东局，而曹轶欧则在沂水的鲁中南区党委。秘书每日收到的信件众多，又不认识曹轶欧的笔迹，误拆是难免的。事情发生后，沙韬及时向康生道歉并说明情况，按常理不应有任何疑虑。然而，康生和曹轶欧对这起事件记忆深刻，坚信是沙韬有意为之，从而将其定性为“特务行为”，后续的发展便是如此。

1950年春，康生于青岛休养期间，曹轶欧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工作地点在济南。某晚，曹轶欧突访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住所，声称有人对她施以“阴谋”，并在山东分局遭受“严密监视”。季明曾供职于延安中央社会部，曹的来访初衷，正是寻求季的支持并寻求其援助。然而，季明断然否认曹的指控，反复说明并无监视之事，并最终将她送回山东分局的住所。翌日，季明向时任分局副书记的傅秋涛汇报此事。傅与分局其他负责人对此感到惊讶，对曹轶欧毫无根据的“阴谋”和“监视”指控深感愤慨。尽管如此，鉴于康生的关系，处理此事变得颇为棘手。分局几位负责人出于善意，认为曹轶欧只是因心绪紧张而表现出病态，担心将她送至青岛可能影响康生的休养，故提议她前往医院或休养所调养，但曹轶欧予以拒绝。无奈之下，他们希望将她暂留我家，以舒缓其情绪。起初，我对此事颇为抗拒，但在分局作出决定并征得曹轶欧本人同意后，我也只能答应下来。曹轶欧在我家中逗留了整整三天，她的到来使得我家中的宁静氛围被打破，全家人都感到了不小的困扰。在傅秋涛等分局负责人经过一番协商后，他们终于同意了我的建议，将她送往青岛。临行之际，傅秋涛与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倾诉了诸多慰藉之语。此事原委，致使曹轶欧对我夫妇怀恨在心。她抵达北京后，曾向罗瑞卿散布谣言，声称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夜晚，我们夫妇将其关入一间昏暗的房间，意图加害于她。罗瑞卿于1978年将此言告知于我。他坦言，自己从未轻信过曹轶欧的这些荒诞之词。

1950 年春夏间，华东局和党中央电告康生，从健康考虑，劝他离开青岛去杭州休养。康生犹豫再三，先是拟发了一个不同意去杭州的电报，交青岛军管会参谋长陈雷送机要译发，接着又要陈追回，另发一个同意去杭州的复电。这是多年后陈雷告诉我的。康生与曹轶欧去了杭州，心里是不满意的。过了 20 年后，即 1969 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批道：饶 ( 漱石 ) 、傅 ( 秋涛 ) 、向 ( 明 ) 都想赶我离开华东，就是指的这回事。傅、向当时都是山东分局副书记。

李克农

康生与曹轶欧于青岛、杭州疗养之际，屡次无端指控沙韬对其进行监视，甚至声称即便是在睡眠之中，“沙韬也总是坐在卧室门外进行监视”。实则情况并非如此：康生习惯于在被窝中吸烟，有一次不慎睡着，导致被子被烧出了破洞。为确保首长的安全，沙韬必须等到康生安然入睡，并确认没有遗留火种，方才安心休息。认真负责的工作，竞被诬为 “ 特务监视 ” ，可恶又可笑！是谁指使派遣沙的呢？康生最早指的是李克农，沙韬是从李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调去的。 1954 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康生又指向饶漱石，饶原是华东局书记。到了 1969 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又批道“当时我已经察觉到沙与饶有染。” ( 漱石 ) 、傅 ( 秋涛 ) 因有人暗中监视我的爱犬，故而决定将其送走，同时亦将矛头指向刘少奇。

在杭州期间，康生与曹轶欧遭遇了苏枚跳楼悲剧，迫于形势，他们于1950年7月迁至北京。康生入住北京医院进行休养。到了1952年初，我调至北京，加入公安部工作。李克农曾向我透露：“康生指出沙韬存在疑点，但沙韬究竟有何问题？”李克农进一步说明，已有相应的安排，“今后应避免康生与沙韬接触”。公安部内的一些同事也告诉我，康生抵达北京后，罗瑞卿作为公安部长，有责任保护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曾去医院探望康生。然而，康生对罗瑞卿的探望心存疑虑，并对罗产生了深深的警惕。许多曾属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同仁都了解，康生对中央社会部的人员十分忌讳，亦不愿听闻与中央社会部及公安部相关的事宜。我曾询问徐冰：“康生究竟有何不妥？”徐冰回答：“康生到北京后，少奇同志见到他时，觉得他精神恍惚，康生还希望能见到毛主席。”徐冰进一步解释：“康生觉得中央对他有所猜疑。”直到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际，我才得知，早在1950年，康生在杭州和上海时便多次向饶漱石表达过中央对他不信任的感受，饶漱石也曾向中央汇报过此事。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对饶漱石的问题进行了处理。随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自六年前停止工作、隐退江湖的康生，竟在一些公众场合再次现身。他突然想起了我，对我进行了无端的诬陷，声称我存在“政治问题”，并要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幸亏罗瑞卿及当时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未轻信他的诬陷之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晋升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其行径凶狠，言辞不实，肆意诬陷与迫害他人，我自然也未能幸免。他与谢富治勾结，借助公安部的侦查与情报档案，采取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卑劣手段，亲自撰写了大量诬陷性批语，将我诬称为“叛徒”和“特务”，并捏造了一个所谓的“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内奸集团”。因此，我蒙受了长达七年的冤狱之苦。

沙韬当然也在劫难逃。 1967年6 月，康生从中央调查部 “ 造反联络站 ” 给他的报告中，得知沙韬改名张韬，在甘肃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并看到 1954 年少奇同志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大为恼火，怒气冲冲地批了一段话： “ 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起来的 ” ， “ 这是刘、杨、李 ( 克农 ) 包庇之力，他竟然作了副部长 ” 。原来在 1954 年 11 月间，沙韬所在组织为了澄清康生对沙的诬陷，曾将有关情况写了报告报送 “ 李克农并尚昆同志 ” ，后又转给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作了批示说： “ 怀疑沙韬政治上有问题，曹轶欧和我谈过，他们是病时谈的，并且谈到其他的人，但没有谈到饶漱石，我不相信曹轶欧所说的。经过调查，沙韬同志和他的夫人是没有问题的。以上事实应同沙韬同志谈清楚，使他们放心。至于沙韬的工作，也不必因此调动，但也不要为此故意去刺激康生。 ” 这个批示大概就是一度传说的： “ 少奇同志批示病人之言不可信。 ” 康生怎肯就此甘休 !1969 年 8 月，先由曹轶欧写报告给康生，要求组成 “ 沙韬专案审查小组 ” ， “ 彻底搞清这一阴谋案件 ” 。然后再由康生批示： “ 同意这种处置 ” ，并诬说这是 “ 涉及刘少奇、饶漱石、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等叛徒集团的反革命阴谋问题 ” 。从此，从误拆一封信起，沙韬受康生、曹轶欧诬陷长达29 年， “ 文化大革命 ” 中又被关押近 8 年，受尽了折磨摧残。

罗瑞卿在1978年5月致胡耀邦的信中提及：“康某竟然组建了一个所谓的专案组，对我进行所谓调查，所指控的罪名竟有两项：（一）庇护凌云，并诬陷其尊贵的夫人曹轶欧；（二）庇护沙韬，诬陷其人，这非但毫无根据，更是比海外奇谈还要荒谬百倍的无稽之谈。至于沙韬同志，我至目前为止，未曾与之谋面。”

从 1948年至1975 年近 30 年的时间，纵观康生与曹轶欧的种种异常表现，应该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确是在保护、掩藏什么隐私，怕被人发现或被人抓住。这里，我再引用一段我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作时记录下来的材料：“1975年，康生临终前曾含糊其辞地提及：1920年……1921年……1922年……均无；1923年，亦无；1924年，未叛变；1925年，未叛变；1926年，我未叛变；1927年，无……然后又提到，江青是叛徒，她在30年代曾在上海被捕。”康生说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内心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康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目前还是一个谜，但历史终将揭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