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博古，这个名字响彻云霄。秦邦宪，除却其“左倾”之误，我们对其又有几多了解？郭沫若以“钢铁般的博古，在我面前我犹如愚者”的诗句，深切缅怀了这位伟人。

博古育有三位女儿与三位儿子，他们中的多数曾在北京的101中学就读。该校的学生多出身于干部家庭。而早年不幸丧父的秦邦宪，据传是北宋词坛巨匠秦观的第三十二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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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提问：秦氏先祖的辉煌事迹令人瞩目。众所周知，康熙帝曾六次南巡，曹氏家族有幸四次迎驾，这在红学研究中被视为极大的荣耀，被誉为“盛况空前，如烈火烹油，鲜花簇锦”。那么，贵秦家在康熙年间竟然也有六次接待圣驾的记录，加上乾隆朝的六次，总计达到十二次。这样的历史记载，是实有其事，还是仅仅传闻？

秦铁表示：既然此事已经公之于众，谁还敢妄加评论？实际上，这样的记载在历史文献和宫廷档案中早已存在，只是近期才被公之于众。

记者提问：曹家接待皇帝四次，却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曹寅去世时还欠下朝廷36万两白银。相较之下，你们接待了皇帝12次，并未传闻破产。这其中想必有不少故事吧？

秦铁：关于详情，我并不了解。但据我所知，秦家自历代以来，官员贵族辈出，在无锡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已逾四五百载。家族分为“河上秦”与“西关秦”两支，而秦邦宪则归属于“西关秦”一脉。“西关秦”的始祖，即秦邦宪的十五世祖秦金，他被誉为“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其地位之显赫，可谓“位极人臣”。而闻名遐迩的“寄畅园”，正是由他一手开创。

记者提问：寄畅园是否为秦氏家族的遗产？康熙帝和乾隆帝访问无锡时，他们又居住在何处？

秦铁提及，昔日的寄畅园曾是皇家驻足之地，彼时称之为“驻跸”。此园亦称作“秦园”，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正德年间，当时由秦金尚书所得，并扩建成为私家花园，命名为“凤谷行窝”。秦金离世后，其子孙湖广巡抚秦耀将其易名为“寄畅园”。从清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九年，长达一百年间，两位皇帝共12次南巡江南，每次均选择寄畅园为歇脚之地。乾隆皇帝亲口道出了原因，他认为“江南名胜，惠山秦园最为古老”，且对园中幽静之景情有独钟。为此，乾隆皇帝还特意指派画师绘制园景，带回北京，于清漪园（今颐和园）万寿山东麓依照其样仿建一园，并命名为“惠山园”。

媒体人：如此重大的新闻，为何迟迟未公开报道？

秦铁：作为“西关秦”家族的一员，到我祖父那一代，秦家实际上已经逐渐衰落。我的父亲是一位革命者，年纪轻轻便踏上了征程，一生都在忙碌奔波中度过。遗憾的是，他在39岁时便不幸遇难，因而无暇顾及追溯祖先的历史。至于我们这一辈，更是需得“夹着尾巴做人”。自父亲离世已过61年，我们家始终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为人处事之道无疑是正确的。

记者：如何解读？

在历史课上，我们常常听到关于王明博古“左倾”路线错误的讲述，尽管我对“三次‘左倾’”的具体含义并不完全理解，但父亲曾犯过错误的事实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行事，不敢有丝毫放肆。

然而，总有几位叔叔阿姨在下边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个好人，满腹经纶，希望你将来能继承他的风范。他为人诚实正直，从不涉及任何阴谋诡计，行事光明磊落。而且，他能够适应各种环境，随时服从党的召唤。”

常言道，提及此话的叔叔阿姨中，便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以及王胡子叔叔。回望上世纪五十年代，每逢我父亲忌日之际，若母亲恰逢出差离家，朱老总便会将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共进晚餐。

慢慢地，我养成了遇到“暧昧”的事不去打听的习惯。我们家里存有一张照片，延安凤凰山上，我爸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我爸站在最左侧，周恩来斜倚在他身上。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父亲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我曾经对照着两张照片，心里苦涩得不行，但也只好沉默。

提及寄畅园的往事，先祖曾12次迎奉皇帝的盛举，在我父亲在世之际，身为党的领导层的一员，彼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对这类事件持反感态度。即便他知晓，又能向何人倾诉呢？

后来我们得知，这样的言论实在不宜轻易表露，毕竟那涉及“四旧”和“封资修”的敏感话题。对于那些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这样的言论似乎是在自寻麻烦。最好是避之唯恐不及！

岁月流转，那些记忆渐渐淡去。幸而无锡的族谱与县志尚存，查阅一番，一切便一目了然。

……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我逐渐形成了一种处世之道，那就是低调行事，不事张扬，不追逐权势。在“文革”期间，王胡子叔叔（王震）遭受打压时，我常去探望他。一次散步时，他告诉我：“小铁，你爸爸是个好人。”我虽好奇，却不敢多问，不知具体如何为好，有何事迹。一来路线斗争复杂，我们难以理解；二来有些事情，长辈们或许不便明说。于是，我们私下里便经常谈论延安的趣闻轶事，因为那个时代对我来说有着深刻的记忆。父亲离世时，我尚是六岁的“延安娃”，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时的氛围和场景。

记者：记得事发前后的气氛吗？

秦铁回忆道：“是的，那是在1946年4月8日。那天，我与母亲张越霞一同前往延安机场。当时，我的父亲作为中共的代表，正在重庆参与《宪法》草案的修订工作，那已是一个多月的时光了。”

说来也怪，延安那地方气候一向是干燥的，陕北高原嘛，可那天偏偏起了雾，而且是大雾，渐渐地又有小雨，江南的黄梅天似的，淅淅沥沥，能见度很差。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都到了机场迎接。

约在午后两点，低垂的云层中传来美军C-47运输机的轰鸣声，然而，由于能见度极低，飞机未能成功降落，不久便返航离去。我和母亲感到颇为失望，当时在机场等待的均为高级官员。我只依稀记得，许多人安慰我的母亲，称雾气如此浓重，飞机既然无法降落，自会调整航线，返回重庆或西安，届时再择日归来。

不料，与重庆和西安取得联系后，情况令人忧虑，两地均反馈称未见飞机返航。随后，我和母亲居住的窑洞中，人潮涌动，安慰者、鼓励者、陪伴母亲哭泣者络绎不绝。数日后，我们方才得知，飞机已在260公里外的山西省兴县，位于吕梁山区的黑茶山上空不幸失事。次日，黑茶山脚下的村民发现了博古与黄齐生（王若飞之舅父）的印章，以及两枚被烈火焚毁的、蓝底白字的圆形证章，上书“中共代表团”字样。

大约在十数日之后，延安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四八烈士”公祭活动，参与者多达三万余人。虽年幼无知，却也深知人潮涌动，花篮与花圈如汪洋般绵延，众多叔叔阿姨拥抱着我，泪水涟涟……

记者：您还记得父亲的哪些感性印象？

秦铁回忆道：尽管我们同住一屋，爸爸陪伴我们的时光并不多，但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常与我们欢快地玩“老鹰捉小鸡”，那游戏的乐趣在于其低成本和高度的趣味性。他对我们的耐心总是无可挑剔，从未有过一丝不耐烦。此外，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身材特别高挑，身高1米82的瘦削身形在当时的延安并不多见。他的笑声也是那样特别，响亮而欢快，如同“嘎嘎嘎”的母鸭鸣叫，远远便能听到。因此，我从小就昵称他为“母鸭子”。

“母鸭子”对他人向来体贴入微，在延安时期，他拥有一瓶专属的牛奶。听闻他的部下杨永直——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夫人哺乳不足，便毫不犹豫地将这瓶珍贵的特供牛奶赠予他们。

秦铁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军人特有的风范，一经询问，果不其然，他在军队服役已达十数载。

提问者：您经常提到自己过着低调的生活，但在那个年代，参军似乎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您参军是否也是借助了叔叔伯伯的关系，走了一条捷径呢？

秦铁反驳道：“错了，那时的我身体状况堪称最佳！在那个年代，军人的体质被划分为几个等级，其中甲级体质还细分为‘空、潜、快’三种。‘空、潜、快’分别指的是空军、潜艇和快艇。对身体的条件要求极为严格。经过体检，我被评定为潜艇类别，这样的体质，难道还需要开后门吗？”

1964年，军队院校启动了从部队中选拔学员的计划。那一年，我24岁，有幸被选拔进入山东青岛的潜艇指挥学院深造。入学仅一年后，我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荣获了五好标兵的荣誉。正当我满怀憧憬之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

刚开始也跟着瞎掰了一阵，上当受骗，当了造反派。但瞎掰了几个月后，1966年末，我的脑瓜多了一根筋：贺龙、罗瑞卿、王胡子等长征的老将，他们对党的忠诚之情溢于言表，怎么可能成为“反革命”呢？

自那以后，我选择远离政治纷争，整日在家中闲置，或是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偶尔，我会约上三五好友，一同前往公园，划船畅游。这，便是我所称之为“逍遥派”的逍遥生活。作为逍遥派的一员，最大的乐事莫过于谈情说爱。我的女友，曾是101中学友谊班的师妹，我们于1972年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记者：你有“错误基因”？

秦铁：（开怀大笑）可不是这么回事！我父亲正是在26至28岁那几年犯了错，而我也恰巧在这个年龄段遭遇了不幸！

1967年我从军事院校毕业，在东海舰队招待所等着归建制的手续(也就是军队院校毕业后，仍然回原来的部队)，一帮和我同年入伍的北京兵来看我，聊了些小道消息。坏事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来找我聊天的人，有的已经上了“黑名单”，比如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儿子，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偏说，美国好像没有毛泽东思想嘛，为什么原子弹比我们先爆炸了？结果上了黑名单。

在全体支队会议期间，他与数名北京籍士兵一同被拘押，后来因有人（告密者身份不明，亦非此人）承受不住折磨，将我们私下传述的消息作为攻击“中央文革”的证据供出。1968年，我也遭到了隔离审查，一审长达一年有余。某日，专案组手持材料对我咆哮，质问我是否企图组建小军委？我反问他们是否明白常识，中央军委的权力岂是轻易能夺取的？他们又说我意图窃取船只逃往台湾，我回应说，我们不是在学习毛主席的语录吗？第一条不就是要相信群众和党吗？船上有着坚固的党支部和众多钢铁战士，我若试图逃往台湾，岂不是会被他们当场击毙！

他们斜眼瞪着我，指责我态度粗鲁，甚至直言我是在为父亲平反。我反驳道，哪有将红案变成黑案的道理呢？

他们说你家老头还“红案”哪？！我说我父亲去世后，毛泽东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不信你们查去。

他们转瞬之间又辩称，那是在为“四八烈士”中的其他英雄题字，并非针对秦邦宪。我坚持己见，要求出示证据，毛主席的题词中是否明确指出“秦邦宪除外”？“四八烈士”追悼会的横幅上明明写着“王秦叶邓诸烈士”，其中王指的是王若飞，叶指的是叶挺，邓指的是邓发。那么，这里的“秦”字，难道不是指秦邦宪，而是指的其他人吗？

终局时，海军“文革”小组草率地将我们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我身为小集团的首领，只因我是唯一的军官，其余成员均为战士。随之，我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囚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附近长达一年之久。

“林副统帅”发布“一号命令”，启动战备疏散工作后，军事法院院长对我展开了审讯。他告诉我，你的案卷中仅有检举揭发的材料，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此案尚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我则回应道，我本就清白无辜，内心毫无负担。随后，那位“喷”得最为激烈的士兵被判了五年刑期，另一位陕北籍士兵则被遣返回了故乡。他们都背负上了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而我则成为了“群众手中的帽子”，被送回苏北进行监督劳动。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我便趁着回北京采购农用机械的间隙，给叶剑英元帅寄去了一封申诉信。叶帅很快便关注到了此事，随即有人开始重新审视我的问题。不久，原先诬陷我攻击林彪的指控被撤销，针对陈伯达的指控亦随之消失。然而，他们却留下了一道尾巴：“攻击中央某首长，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我瞥见后，故作无知地询问：“这‘中央某首长’指的是谁？”得到的回答是江青。于是我提议，为何不直接写明“江青”的名字呢？这样一来，若江青遭遇不测，我或许还能找到一条出路；若她安然无恙，那我也认了这份霉运。但现在，既然只提及“中央某首长”，而不知具体是谁，那我将背负这口黑锅，永无翻身之日。

他们怒斥：反动至极！

这样一直顶到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了一段工作，海军政委发话了，秦铁那些话，怎么能算是攻击江青啊。于是，我的问题算没了。1976年海军“文化革命办公室”下发文件正式为我平反。

众多老一辈革命者均有所闻，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多次叮嘱：张越霞同志为人称道，历经诸多磨难。若日后她遭遇困境，理应给予适当的关照。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朱德

在党史文献及关于博古同志的官方传记中，周总理的临终遗言往往被诠释为对他深切的怀念之情。

1950年代初，张越霞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随着干部供给制向薪金制的转变，她不禁发现，仅凭工资收入，已不足以支撑起抚养六个孩子的重任。尤其是，秦铁的五位兄姐，是博古与已故前妻刘群先所生，刘群先曾是杰出的工运领袖，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英勇牺牲。仅是六个孩子的学费与杂费，便几乎让她承受不起。

张越霞径直来到杨尚昆的住所，开门便直言不讳地问道：“你们只顾活人，对死者是否也有关照？”杨尚昆温和地回应：“哎呀，大姐，您别急，慢慢说。”张越霞接着说：“博古他们这些孩子，仅靠我微薄的收入是难以抚养长大的。”杨尚昆点头赞同：“没错，他们是烈士的后代。”随后，他们决定，为每个孩子每月提供20元的生活补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相关部门揭露了一名贪污了博古稿费近1000元的贪污犯，这笔钱随后被组织转交给了张越霞。

在那个时代，1000元无疑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财富。张越霞秉持着对公家的考虑，毅然决然地主动退还了孩子们的生活补助额度。

此事在秦氏家族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那就是张越霞的母亲终其一生，对于博古时期党所遭受的损失，始终怀抱着深深的愧疚之情。

采访者：在你母亲的心目中，博古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生前是否曾和你们讨论过关于他的话题？

秦铁：他是一位品格高洁之士，敢于直面并坦承自己的过错，摒弃了低俗的趣味，全心全意，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奉献着。

有些事务由他人操持，他却选择写信至中央，主动承担起全部责任：“此事之责，悉由我担。”此外，他也从不贪功邀赏。我的父亲便是如此，如今，人们对他的品格交口称赞，无人不竖指称赞。

记者：你和你母亲讨论过他的错误了吗？

秦铁回忆道，母亲曾多次向我提及，父亲由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缺乏深刻理解，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然而，他后来敢于直面错误，对党所遭受的损失深感懊悔，因此在延安七大上的自我检查十分深刻，赢得了全党的谅解。母亲曾告诉我，你父亲常常感叹自己给党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即便我付出再多的辛勤劳动，也无法弥补这一损失。他常常陷入自责之中。

记者：关于你父亲，外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之一是关于他是否曾担任过总书记的职务。你对此有何看法？

秦铁：有人将他尊称为“负总责”，例如《辞海》1999年版中记载；也有将其称作“总书记”的，如“中央党史网”所示。我个人更倾向于遵循权威的“党史网”的称呼。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也常以“总书记”称呼我的父亲。

记者：众所周知，您父亲曾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为他的子女，您如何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呢？

秦铁道：“你给我安排了作业。首先，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与周恩来、叶剑英并肩作战，与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巧妙斡旋，最终成功搭建起抗日统一战线，其功绩无可限量；其次，他负责恢复和重建南方13省的党组织，组建新四军，并营救了大量被国民党拘押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再者，1938年，他创办了《新华日报》，1941年又创立了《解放日报》，并担任社长一职，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被誉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开创者。”

采访者：时至今日，每项成就依旧光彩夺目。尤其是新四军的建立，正是秦邦宪、叶剑英与蒋介石经过漫长的“马拉松”谈判所得的成果……作为他的子女，您如何看待您父亲的失误呢？

秦铁指出，他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显著损失。然而，在探究中共党史时，我们不能忽视“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影响。可以说，国际的力量既助长了革命，也挫败了革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国际为中共培养人才，为革命者注入信心，使人们相信在俄国，由工农兵构成的“苏维埃”已经成为现实，而非空中楼阁。然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却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挑战。我父亲在历史上的角色就是犯错误。共产国际的声音不能被忽视，中共当时是其分支，但听从国际指示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后果。李立三不听从共产国际的指令，结果并未被撤销职务。作为支部，其地位相当于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的指示又怎能不执行呢？

所以，毛泽东的伟大也就在这里，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就是：有理则听，无理则“聋”。现在的话是“装聋”，你能拿我怎么样。

“对于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我是最主要的责任人，这里并非‘之一’，而是首要的负责人。”这种坦荡的人格品质，时至今日仍被众人称颂。

记者：随着战鼓声的逐渐消失，我们不禁对您父亲的人生感慨万千，尤其是您也步入了退休的行列。能否请您分享一下，在退休之前，您从事了怎样的工作？

秦铁：我从事远洋货轮驾驶工作已一生。在那次我获得平反之后，我打算前往天津远洋总公司。那时，该公司刚刚成立，急需技术型干部。他们看到我的技术扎实，却以口头回应我：“我们公司涉及涉外业务，常年需要出国，政审程序繁多，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反革命’呢？”

未曾感到失落，我毅然将他们的歧视行为上诉至交通部部长，直至部长亲自过问，天津远洋总公司才终于松动了立场。这一先例的树立，使得数位“同案犯”也得以复员至天津远洋总公司。

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从船上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历经驾驶助理、三副、二副、直至大副的岗位，最终成为船长。在天津远洋总公司的旗下，我几乎驾驭过每一艘船只，频繁驾驶着载重1万至3万吨的货轮，在全球各地航行。我们的工作节奏是每年工作9个月，休息2个月，这样的循环一直持续到1995年，我光荣退休。退休时，我获得了县团级的荣誉，但并非党员，也没有享受过分房政策，每月的退休金仅有1100元。在这11年的时间里，我过着朴素而自在的生活。我的四个兄弟姐妹也均已退休。

现在纪念我父亲，最重要的我以为是要学习他那种真正共产党人的人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