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在《臧哀伯谏纳郜鼎》中提到过，那时候国君是刚刚被太宰华督拥立的宋庄公，现在是宋襄公了，距离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七十多年。

宋国比较特殊，它既不是周宗室也不是周的功臣，而是商王朝的后裔，子姓。殷商虽然被周推翻了，但留下了大量的遗民，周武王“以殷治殷”将商纣王帝辛的儿子武庚封为诸侯，封地就在商都朝歌，以治理安抚殷商遗民。周武王当然也不放心武庚，于是又封自己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沬的周边监视他，因此被称为三监。

（周武王克商后，设立三监来监视殷商遗民【武庚】）

周武王去世时，周成王还小，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这引起了三个兄弟的不满，他们就联合武庚一起反叛，是为“三监之乱”。叛乱平定后，武庚被诛杀，周公旦就找到了纣王的兄弟——武庚的叔叔微子启继续管理殷人，封到了商丘，建立了宋国。还封宋国为公爵，在一众诸侯国中，地位最高。

（武庚被诛杀后，周公旦封武庚的叔叔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

不仅如此，周天子还允许宋国施行商朝传统，“行商礼，服商色”，除了能够保留商的宗庙，周天子还允许宋国使用天子之礼祭祀商王朝的祖先，所以宋国的地位也比较超然。《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中提到齐太公姜子牙有代周讨不臣之权力，也是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赋予的。商朝人非常重视贸易，现在我们管生意人也叫商人，宋国是商朝遗民，自然也很重视贸易，国内商贾云集，非常繁华。中原最富庶的几大城市都在宋国。

让国肇乱

商朝跟周朝有很大的区别，主要就是继承制度。周朝永远是嫡长子继承，而商朝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两种制度混合。原来在商朝前期，王位传承一直都是兄终弟继，直到盘庚迁都于殷地之后，才慢慢地变成了父子相继制度。

宋国施行商朝旧制，也就是国君之位既可以是父死子继，也可以是兄终弟及。但此时已经是春秋时期，这种混乱的继承制跟当时的各诸侯国明显不同，因为周朝规定必须嫡长子继承，你如果在此时传位给弟弟，你的嫡长子一定会有意见的。因为兄终弟及的传位方式，当年在宋国就出现过很大的内乱。

宋宣公病重，临终前舍弃自己的儿子太子与夷，要让位给弟弟公子和，说：“父亲死后儿子继位，兄长死后弟弟继位，这是天下的通义。我要传位给弟弟公子和。”公子和再三推让之后，才肯接受。同年，宋宣公去世，公子和继任君位，是为宋穆公。

宋宣公在继承王位的时候，就觉得我的弟弟比我的儿子厉害，我不传位给儿子，传位给弟弟，他的弟弟宋穆公就继位了。宋穆公也确实有贤能，但到了宋穆公过世时就出现问题了，正常情况下应该由宋穆公的儿子——公子冯来继承王位，但宋穆公觉得我哥哥对我这么好，将王位传给了我，我要把王位还回去，所以宋穆公去世前将王位传给了哥哥宋宣公的儿子——与夷，即宋殇公。

虽然当时宋国重臣大司马孔父嘉等都支持宋穆公的儿子上位，而且宋穆公的儿子更得民心，但宋穆公坚持不肯。

宋殇公即位后，以孔父嘉为司马，华督为太宰。宋殇公好战，在位十年时间，却发生十一次战役，使百姓苦不堪言。公元前710年，华督因垂涎孔父嘉之妻的美色，于是杀孔父嘉而夺其妻。宋殇公得知后大怒，华督害怕遭到宋殇公的诛杀，于是弑杀宋殇公，之后从郑国迎回宋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即位，是为宋庄公。

孔父嘉是宋国的大司马，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或者兵马大元帅。春秋时期先叫字，后叫名。子姓，字孔父，名叫嘉。大司马孔父嘉就是在这场王位争夺的内乱中死掉的，孔父嘉死了之后，到他的重孙孔防叔逃到鲁国，以孔父嘉的字为氏，就是现在的孔氏。他的后代六代之后生了一个人，叫孔子。孔父嘉是整个孔氏的先祖。

子鱼是谁？

子鱼是宋襄公的哥哥，叫公子目夷，素有贤名，宋襄公为了他还搞过一出让贤的闹剧。子鱼贤德，但是庶出，嫡长子是他的异母弟弟宋襄公。宋襄公作为第一继承人，这在礼法上完全没有问题，可宋襄公偏偏找他老爹说：“子鱼年纪比我大，而且仁德，让他做继承人吧。”但子鱼却不同意，子鱼认为，宋襄公连国君的位置都能让出来，还有谁会比他更有仁义呢？

宋襄公目光短浅，他依据主观意愿，试图将王位传给哥哥，更改了客观规律。而子鱼非常清楚，如果我坐了这个君位，哪怕在这一代，我跟我弟弟不出问题，难免到了下一代，我弟弟的儿子跟我的儿子会出问题。因为祖上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看出子鱼忠心耿耿、一心为国，具有远见卓识。

让位给兄弟，确实是有先例。比如吴太伯让贤给弟弟王季，鲁隐公要还政给弟弟鲁桓公等等，但这都是在礼法框架下的，吴太伯和王季都是嫡出，王季和他的儿子都有贤明，而吴太伯自己没有后代，所以让贤。鲁隐公和鲁桓公都是庶出，鲁桓公的母亲仲子的地位比鲁隐公的母亲声子的地位要高一些，所以鲁隐公在鲁桓公年幼时代政，等鲁桓公长大后还政也没问题。

有时候特别仁义，不一定是好事，你得看合不合规矩。宋襄公作为嫡长子，直接去找父亲说要让位给庶出的哥哥，这就不合礼法了。这绝不是小事，子鱼如果答应了就贤明有亏，还会被朝中坚持正统的大臣反对。子鱼如果不答应，也会让朝中的有心之人产生想法，无论答应与否，都会为宋国政局埋下隐患。

再者，如果你真心让位，可以学吴太伯，带所有嫡出的公子一起出走，这样子鱼自然会变成了第一顺位继承人，这简直就是把子鱼放到火上烤啊，子鱼要破局貌似只有两条路可选：自杀或出走。子鱼选择了后者，出走外国。这是宋襄公仁义吗？不见得。他可能是在试探哥哥，甚至逼迫哥哥。当然也不排除宋襄公只是要自己感动自己，现在子鱼出走证明他没有野心。宋襄公即位后又请他回来担任左师，辅佐自己。这样既充分利用子鱼的才能，又展现自己仁德的一面，可谓双赢。

古文观止 第一卷 第十三篇

《子鱼论战》左传·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

（1）

楚人伐宋以救郑。

楚国为了救援郑国兴兵讨伐宋国。

简短的一句话却包含了非常复杂的背景。

楚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此时的国君是楚成王，齐桓公活着的时候，因为召陵之盟，楚国暂时放弃外向扩张，开始朝贡周天子。齐桓公去世后，楚国开始向中原扩张，楚成王隐约已有天下霸主的架势了。

楚国为了救郑国才去攻打宋国，宋国攻打郑国，为什么楚国要去救郑国？

这事还得从葵丘会盟说起。公元前651年，宋桓公去世，尚未下葬，宋襄公就跑去参加会盟了。这事做的很不体面，宋襄公以“仁义道德”标榜，先不提给父亲守丧，至少要等到父亲下葬。在盟会上，宋襄公领略了齐桓公作为霸主的威风，或许那时候他就已经心存向往了。等到会盟结束，他才回去正式即位。埋葬了父亲后，召回哥哥子鱼。

齐桓公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小国家为了生存，依附于齐国，成了齐国的小弟，这其中就有郑国。等到齐桓公一死，郑国就抛弃了齐国跑去亲近楚国，认楚国作大哥。之后楚国就开始召集诸侯会盟，而且是在齐国会盟，当时的陈国、蔡国、郑国全部都来参加会盟，此时楚国已经有了称霸的趋势。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国家就特别不服，就是宋国。它不服楚国的霸主地位。

宋国为什么不服楚国？

因为此前宋国一直对齐国忠心耿耿，齐桓公在世时，宋国两任国君宋桓公、宋襄公，39年的时间，都跟着齐国的屁股后面跑。而且霸主齐桓公也特别看好宋国和宋襄公，当年葵丘会盟时，齐桓公就单独跟宋襄公说了一段话，他说：“我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是正妻生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公子昭，我希望将来我死了之后，让公子昭即位。如果到时国内发生内乱，希望你能帮助公子昭即位，稳定齐国的局势。”

齐桓公有三位夫人都没给他生儿子，所以齐桓公没有嫡子，六个宠妃各自给他生了一个庶子。齐桓公生前立郑姬所生的公子昭为太子，或许因为齐桓公曾经帮助宋国平定内乱，两国又有婚姻关系，所以齐桓公和管仲就委托宋襄公照顾太子昭。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几个公子作乱，太子昭去宋国寻求帮助，宋襄公号召诸国一起平定齐国内乱，结果楚、晋这种大国对他的号召不加理会，来的只有曹、卫、邾等周边小国。

曹、卫、邾、宋，这四个国家所在的地区，都是当年商王朝灭亡后，商朝遗民所住的地方形成的国家。相当是宋国是商朝遗民地区的老大，带着手下小弟一起护送在宋国避难太子昭回齐国。本来齐国人就倾向于太子昭为国君，所以这次行动很顺利。以前只听过像秦穆公这样的雄主护送别的国家公子回国即位，现在竟然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宋襄公，也开始辅佐他国公子即位，还是齐国这样的大国。宋襄公拥立新君一举成名，而宋襄公貌似也品尝到了“号令诸侯”这一毒药的甜蜜。大概从这一刻起，他的野心膨胀了，想接替齐桓公称霸，开始和楚国争夺中原控制权。客观来看，宋国的综合实力担不起霸主二字。

到了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不听哥哥子鱼劝告，开启了自己称霸的作死之路，攻伐周边小国，迫使他们听命于自己。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在鹿上会盟，子鱼劝谏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宋襄公不听，要求楚国命令其附属国听命于自己，称自己为盟主，楚国答应了。秋天，宋襄公执意在孟大会诸侯，子鱼劝谏道：“祸其在此乎！”宋襄公不听，结果楚国使节团在盟会上俘虏了宋襄公。冬天，在鲁僖公调停下，楚国释放宋襄公。

经过这次事件，正常人应该明白自己的斤两，低调做人，闷声发财才对。但是到了公元前638年夏天，被释放回国的宋襄公觉得很憋屈，而这时郑国拜访了楚国，有投靠楚国之意。宋襄公开始讨伐邻国郑国，宋襄公一心想要成为继齐桓公后的第二任霸主，现在发现楚国也想当霸主，而且有一个领头背叛齐国的小弟——郑国，并且投靠了楚国，于是宋襄公决定拿郑国开刀，发兵攻打郑国。

楚国知道后当然不干了，我们楚国已经放了你宋襄公一次，你还敢攻打我的盟友，这才有了楚国伐宋以救郑。

宋公将战。

宋襄公准备迎战。

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

大司马公孙固进谏说：“上天抛弃商王朝很久了，已经有500年了，君王想要复兴它，这是不可能的，您还是赦免楚国吧。”

[注释] 大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官职，这里指大司马公孙固。

大司马固也是宋襄公的一个哥哥，子固。大司马跟司马不同，大司马官职比司马更高一些。还有一种说是大司马就是宋襄公的哥哥子鱼，固是坚持的意思。

这说明宋襄公是以“复兴商王朝”为由号召国内发动对楚国的战争。商朝已经灭亡五百多年了，想要复兴谈何容易，而且这也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宋襄公有点像《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感觉。当时出现过一种说法，500年后会在宋国出现一位圣人，带领大家重新复兴这个族群，宋襄公就天真的以为自己能复兴商朝。

为什么大司马固作为宋国人，会说商朝不可复兴了？

因为周朝是分封制，主要分封两类人：一类是周天子的宗室亲族，叔叔、伯伯、侄子这些人；另一类是在与商朝作战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比如姜子牙等。最后不得已分了一波人，就是当年被周朝打败的商朝遗民，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容，而宋国就是商朝遗民，但这只是周朝人为了稳定人心的策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可以成为霸主，是因为齐、晋、秦都曾为周朝立下过汗马功劳，而宋国的祖先当年是周朝的敌人，自然不可以成为霸主，复兴商更是幼稚的想法。

弗听。

宋襄公不听。

齐桓公当了很多年霸主，虽然此时已去世，但齐国余威犹在。齐国的始祖是姜子牙，他作为当年帮助周天子打天下的人，周天子赐予了姜子牙讨伐其他国家的权力，就是将来谁要是敢对我们周王室不恭敬，我给你这个权力去讨伐他。这就是郑庄公当年去讨伐许国，必须去拉拢齐国的原因。因为只有齐国才有代天子征伐的权力，名正言顺。所以齐桓公能当老大这是有原因的。而楚国自称蛮夷，不讲规矩，“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我就是野蛮人，我不听你们中原人这套，你要是不服我们就干，所以楚国也自己称霸。但是宋国就很尴尬，你既不是野蛮人，你也没有周天子赋予的讨伐其他诸侯国的权力，而且你要攻打的是实力强大的楚国。此时宋襄公已经沉迷于自己内心称霸的梦中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2）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

宋襄公和楚国军队在泓水作战。

其实在泓水之战前，子鱼已经先后四次提醒过宋襄公：“不要与齐国、楚国争夺盟主地位；不要去盂会盟；注意楚国；不要攻打郑国。”可见宋国国内都不同意发动泓水之战。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

宋国军队率先来到战场，而且已经摆好阵形，楚国军队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

[注释] 既：完成。成列：排成战斗行列。济：渡过河流。

楚国有一部分军队上岸了，有一部分军队还在水里，这就涉及到了《孙子兵法》中说的：“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敌人渡河渡到一半时，是最好的攻击时机。

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

公曰：“不可。”

司马说：“楚国军队很强，我们军队弱，趁他们还没有完全渡河，请发起攻击。”

宋襄公说：“不可以。”

[注释] 及：趁机。司马：统帅军队的高级长官，此指目夷，字子鱼。

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

楚国军队完成渡河，还没有摆好军阵，司马又来劝说发起攻击。

公曰：“未可。”

宋襄公说：“还不可以”。

既陈（zhèn）而后击之，宋师败绩。

等到楚国军队列阵完毕，才发起攻击。宋军战败。

[注释] 陈通阵，列阵。败绩：大败。

春秋时期的战争，上战场的都是贵族，所以讲究特别多。打仗前要占卜、祭祀、阅兵。准备开战了要提前预约时间地点，如果对方国内有特殊事件发生，比如国丧、天灾等，那是不能开战的。开战时，要等对方摆好队形，不能趁乱偷袭。宋国作为一等公爵国，宋襄公这个大贵族一直拒绝子鱼的建议，是按当时的老规矩办事，这也就是后世嘲笑宋襄公迂腐的地方。

公伤股，门官歼焉。

宋襄公大腿受伤，亲卫队都被歼灭了。

[注释] 门官：国君的亲卫队，相当于宋襄公的贴身保镖。股：大腿。

作为一国之君，自己的大腿被射伤，贴身保镖全被消灭。第二年，宋襄公因为受伤就死了。宋襄公错过了两次特别好的时机。

（3）

国人皆咎公。

宋襄公逃回国内后，国人都责怪他。

公曰：“君子不重（chóng）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说：“君子不二次伤害同一个敌人，不俘虏年纪大的人。古代战争的规矩，不在险要的地方阻击敌人，我虽然是商王朝的亡国之后，但是不能进攻没有列好阵的敌人。”

[注释] 重：重复。不重伤就是不再攻击已经受伤的人。禽通擒，俘虏。二毛：指头发花白，年纪大的人。鼓：击鼓进军。

还有一种解释。不重（zhòng）伤：不重创，不加重伤害。《谷梁传·文公十一年》：“既射其目，又断其首为重创。”《谷梁传·隐公二年》范宁注：“礼不重伤，战不逐北。”如果已经射瞎了敌人眼睛，就不能再砍敌人脑袋，因为对手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此时的宋襄公还没意识到错误，宋襄公认为自己之所以打败仗，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仁义的人。我宁可输，也不打那些不仁义的仗。

宋襄公真的是个仁义之人吗？不见得。当年宋襄公召开东部会议，最后有两个国家没有来，滕国和鄫国。宋襄公直接派兵抓了滕国国君，把鄫国国君当成祭品。子鱼非常愤怒，祭祀时一般用猪牛羊当祭品，你怎么能用人祭祀呢。祭祀是祭自己的祖先，谁家的祖先会吃人。就你干这事，你还整天想着当霸主，我们不死就不错了。可见宋襄公并不是真正的仁义，只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徒。他希望大家觉得他仁义，于是做一些让大家觉得让自己有好名声的事情。

子鱼曰：君未知战。

子鱼说：“你根本不懂得作战。”

勍（qíng）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

强大的敌人在狭窄险要的地方无法排成战阵，是上天在帮助我们。

[注释] 勍：强大。隘：这里作动词，处在险隘之地。赞：辅助，支持。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

这时候进攻他们，不也是可以的吗？敌人如此强大，哪怕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敌人还没准备好，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去攻击他们，恐怕还不能取胜！毕竟敌众我寡。

子鱼非常生气，当面斥责宋襄公，宋楚开战，宋国战败国，你居然还要给敌人找借口。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优势而没有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在战场上有的军队看起来暂时有优势，有的军队看起来处于劣势。但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管处于何种态势，都是有可能打赢的。看上去很有优势的军队也会有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看上去处于劣势的军队也会有准备好的时候，攻其不备方能获胜。楚强宋弱，正面进攻毫无胜算，只有趁别人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才有可能打赢。

且今之勍者，皆我敌也。

况且现在强大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为什么？因为宋襄公四处树敌。

虽及胡耇（gǒu），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

即使遇到老年人，只要上了战场那也是我们的敌人，俘虏他们获取战功，哪里管他是不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呢？

[注释] 胡：指脸颊下垂。耇：指老年斑。胡耇就是指代老年人。何有于二毛：意思是还管什么头发花白的敌人。

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

我们平时动员士兵作战时，就是要唤醒他们杀敌的渴望，明确失败是可耻的，教导士兵英勇作战就是为了能够杀敌。敌人只是受伤了，没有死，还有作战能力，为何不再攻击他们？

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

如果怜惜敌人受伤就不再攻击他们，那就不如一开始就不伤害他们。爱护敌军中的老年人，那就不如直接向他们投降臣服。

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chán）可也。

军队凭借有利的时机而行动，锣鼓就是用来鼓舞士兵的勇气。善用有利的形势，那么在险要的地方攻击敌人也是可以的。金鼓之声宏大鼓足军队士气，进攻没有列好阵的敌人也是可以的。

[注释] 三军：泛指军队。以利用：要善用有利的形式。鼓：击鼓进军。儳：参差不齐，指代没有列阵的敌军。

很明显宋襄公打了败仗还不承认错误。子鱼也没给他什么面子，尖锐地批评了宋襄公不懂得如何打仗。先揭露宋襄公标榜古人，假仁假义的实则是纵敌害己。对于那些陈腐的教条加以批驳，先驳“不以险阻”“不鼓不成列”，再驳“不擒二毛”“不重伤”，最后指出军队的作用就是打仗求胜，正确的做法是抓住战机、攻其不备，以德服人是建立在绝对力量基础上的，你作为小国还要对敌人仁慈，这不就是对自己残忍吗？

子鱼主张要见机行事、凭险而攻、攻其不备。《曹刿论战》提到，曹刿的战略思想是“一鼓作气，出其不意”，而子鱼的战略思想更加丰富，他主张要抓住战机、先发制人、攻其不备，而且要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以看出子鱼的战略思想是非常先进的。

（4）

我们回头看看宋襄公办的几件事：

①他要把王位让给他的哥哥子鱼。宋襄公本为嫡子，顺理成章应当继承宋国国君之位，但他却以子鱼为贤能，欲让位与庶出的哥哥子鱼，子鱼坚决推辞。为了躲避弟弟的让贤，子鱼逃到了卫国。公元前651年春，宋桓公去世，太子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即位后，宋襄公不但不提防子鱼，还拜子鱼为大司马上卿，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这和那些为了权力而弑父弑兄者实是天壤之别。

②宋襄公即位不久，父亲尸骨未寒就去参加齐桓公召集的葵丘会盟，刷存在感，这不是仁义之君该做的。

③高估国力：宋国仅十万平方公里疆域，综合实力远逊于齐、楚等大国，却强行介入大国争霸。齐桓公死后，齐国五公子争权，齐国大乱。宋襄公率领卫、曹、邾等国军队平定齐国内乱，拥立公子昭为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小有名气。平定齐国之乱后，诸侯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确立霸主地位。子鱼劝谏他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宋襄公不听。宋襄公胁迫滕、曹、鄫等小国，使其东方诸国臣服于他。要挟小国参与盟会，挟迫它们尊自己为霸主，这和他标榜的仁义道德贵族精神相悖。

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在鹿上（今安徽阜南县）首次会合诸侯（鹿上会盟），齐国、楚国国君参加会盟，宋襄公以盟主之位自居，引起齐孝公和楚成王的不满。后来宋襄公又自作主张，没有经过齐国、楚国等国的同意，就执意于当年的秋天在盂地（今河南睢县）再次会合诸侯（盂地会盟）。

④狂妄自大以盟主自居，会盟大国却被愚弄侮辱。在去盂地前，子鱼又劝他要带上军队，以防有变，楚国人是不讲信用的。宋襄公说：“是我自己提出来不带军队的，与楚人已约好，怎能不守信用呢？”于是，

宋襄公却坚持用殷商礼仪来主持盟会，不带军队赴会。宋襄公和楚成王因争当诸侯霸主而发生争论，楚成王突然命人抓住了宋襄公，把他带回楚国囚禁起来，想借以攻取宋国，子鱼率军坚决抵抗了五个月。宋襄公再次想让位于子鱼，子鱼再次拒绝。直到同年冬天，诸侯在薄地（今河南商丘梁园区西北孙福集乡附近）会盟，在鲁僖公的调停下，宋襄公才被释放回国。

⑤自取其辱尚不自知，又主动挑起战争。宋襄公回国后，听说郑国支持楚成王做诸侯霸主，就决定攻打郑国。子鱼再次劝阻，宋襄公不听。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率兵讨伐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向宋国国都发起攻击。宋襄公担心国内有失，只好从郑国撤退，双方的军队在泓水相遇。宋襄公与救郑的楚军展开泓水之战。战争中，宋襄公讲究“仁义”，没有听从子鱼的建议，坚持要等到楚军渡河列阵后再战，战斗时又对敌人仁慈，结果大败，自己也受伤。

泓水之战失败以后，宋襄公撤退到宋国襄邑（今河南睢县）行宫里养伤。公元前637年夏天，宋襄公伤痛发作，不治而死，葬于襄邑城中东北行宫内。

（5）

历代对宋襄公的评价一直以来比较复杂。

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故作《商颂》。——正考父

宋国大夫正考父非常赞扬宋襄公的仁义精神：他追慕效法始祖契、成汤、高宗武丁的治国之道，这正是商朝兴盛的原因。正考父认为宋襄公的伟大可追至商朝始祖契、开国君主汤、中兴之主武丁，因此创作了《商颂》来称赞他的美德。《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创作的。而这位正考父也不是一般人，他是孔父嘉的父亲，也是孔子的七世祖。

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春秋·公羊传》

公羊高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有周文王风范。

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史记》

司马迁认为宋襄公虽然败了，但他的做法却得到了大多数君子的认同，人们在伤感礼仪缺失、人心不古之时，宋襄公却秉持礼的精神，这是值得称赞的。

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繁露·俞序》

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仁乃王道，宋襄公就是王道。

宋襄济河而战，春秋以多其义：功立而名称，军败而德存。故而功冠于五霸，名越于千古。——《吴越春秋》

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借吴国太宰伯嚭之言：“功冠于五霸，名越于千古”，认为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首，远超齐桓晋文。

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苏轼

苏轼则大骂宋襄公假仁假义，欺世盗名。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

毛主席认为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

（6）

历史上骂宋襄公假仁假义最凶是苏轼。

宋襄公，疑于仁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宋襄公论》

苏轼在《宋襄公论》中说：“宋襄公这个人是个假仁假义的伪君子，他自己不修仁德，却压榨宋国百姓去为他争当诸侯霸，这哪里有仁君之心？打仗时，他又假惺惺说不俘虏白发老人，不攻击没列好阵的敌人，这种没有仁义的人却想通过作秀的手段来骗取仁义之名，如果《春秋》不揭露他这种虚伪行为，那天下行仁义之人都只会跟着弄虚作假。”

表面上看苏轼说得很有道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事实上，在宋襄公即位之前，宋国已经内乱了几十年，而宋襄公即位后反而是宋国的黄金时代，疆域辽阔、人民生活也算富足。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宋襄公的政绩算是很好了，似乎没有苏轼说的“压榨宋国百姓，去为他争当诸侯霸主”的说法。

虽然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批评宋襄公假仁假义，但在汉朝和更早的先秦，一般都赞美宋襄公是真仁义。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此假仁假义的宋襄公为何会被写进儒家文献《春秋》和《孟子》中五霸行列的？即使宋襄公算不上春秋五霸，如此无能的他即位后宋国却渐渐强大起来？宋襄公为什么从来没有被宋国后人说坏话呢？为什么对宋襄公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争议如此之大？

我们只有把特定的历史人物对应到特定的时间上，然后再用当时人的价值观而不是后世的价值观，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观点。

（7）

首先，我们来看看春秋时的战争怎么打。

春秋时代主流的战争样式是车战，也就是战车之间的交锋。虽然每辆战车都配以一定数量的步兵，但步兵并不起主力及决定性作用。战车之上的三人即驭手、弓手、戈手都是贵族，每次交战两军投入的战车至多不过几百辆，对胜负起决定作用就是这车上的几百名到千余名贵族。

与其说是战争，倒不如说是两国贵族间的决斗。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对其有过经典的表述：“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离不开‘礼’的约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战争，双方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严格按套路出牌。《左传》记载了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种规则对双方的约束力：

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子禄御公子城，庄堇为右。干犫御吕封人华豹，张匄为右。相遇，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张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击之，折轸。又射之，死。干犫请一矢。城曰：“余言女于君。”对曰：“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乃射之，殪。大败华氏，围诸南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前521年华向之乱，宋国爆发华向之乱。十一月初七，宋军联合诸侯援军和华氏部队在赭（Zhě）丘作战。宋国公子城与华豹的战车相遇。华豹手下的郑翩希望摆成鹳阵（鹳阵：战车纵向排列，强调快速突击），他的御手建议摆成鹅阵（鹅阵：战车横向展开，侧重防御与协同），双方争执不下。

子禄为公子城驾御战车，庄堇作为车右。干犫为华豹的御手，张匄作为车右。两车相遇，公子城退了回去，华豹大喊说：“阿城，有种的站住！”公子城本已撤退，听后大怒，调转战车杀回来，准备搭弓上箭，而此时华豹已经拉开了弓。公子城只好祈祷：“先君平公在天之灵，请护佑我！”华豹一箭射向公子城，不想偏离了目标。公子城大喜，刚要回射，但华豹身手敏捷，不等公子城还击，已经搭好了第二箭。公子城见状，高声喊道：“不更射为鄙！”（你已经射了一箭，该我射了。我还没射，你就想再射，太卑鄙了！）

华豹便从弓上抽下箭，公子城一箭射去，华豹应声倒地。车右张匄抽出殳下车，公子城一箭射去，射中了张匄的大腿，张匄爬过来，一殳将公子城的战车横木砸折，公子城赶紧再补一箭，张匄这才毙命。华豹车夫干犫请求公子城给自己一箭，公子城说：“我替你向国君求情。”干犫回答说：“不和同友战友一起战死，这是严重违反军纪，违反军纪跟随你，国君会用这样的人吗？您还是快点吧！”公子城无奈，只好再将干犨射死。

春秋时期交战规则是一人射一箭，你已经射了一箭，怎么能不等我回射就又射一箭呢？华豹听罢，遂放下弓矢，结果公子城一箭射去，将华豹射死。这是华豹在历史中唯一留下的记录，如此傻傻的情节，却是被《左传》肯定的贵族精神，甚至远超西方的骑士精神。以今天人们的眼光来看，华豹的做法无疑和宋襄公一样是愚蠢的。但在当时，双方所有人，包括宋国史官都未曾嘲笑华豹。因为他们知道，华豹是用生命维护了战争的准则和作为贵族的尊严，他体现的其实是正是宋襄公在泓之战中所要标榜的贵族精神。

春秋时期，类似于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故事其实有很多。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左传》

晋楚邲之战，晋军大败。有意思的是，当晋国的溃兵败逃时，却祸不单行地把战车陷在淤泥里动弹不得。然而，追上来的楚军不仅没有“痛打落水狗”，反而教他们如何去掉车前的横辕，把战车从泥沼拉出来，让他们赶紧回去。晋军脱离险境后，并没有着急跑路，反而回过头来对伸出援手的楚军深揖一躬，嘲笑道：“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我们晋国不像你们楚国这样的”大国“，我们打的败仗少，逃命的本事不如你们啊！

还有春秋末期的赵襄子，在一次平定叛乱的时，对方的城墙不知道怎么塌了，赵襄子就等对方修好了城墙，再去进攻，别人说他贻误战机，他却说：“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

春秋时期战车对阵，是很讲贵族风范的，不像战国时期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晋国将军荀林父在战场上几次碰到楚庄王的车驾，不但不去攻击，还要下车向楚庄王行礼，再离开去战斗，楚庄王的侍卫也不能去攻击行礼的荀林父，可见当时的战争还是古典贵族战争。宋襄公就是因为不肯攻击河中半渡的楚军，所以虽然打了败仗，但因为遵守贵族准则，也捞了个“霸主”名分。

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淮南子》

古代征伐他国时，不杀害幼童，不俘虏老人。这种行为在古代被视为道义，在当今却被嘲笑。古代引以为荣的准则，如今成了耻辱的根源；古代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现在却成为祸乱的起因。

可见，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坚持“君子不重伤（不攻击已经受伤的人），不禽二毛（不俘虏年老的人），不鼓不成列（敌军没有列好阵，不能进攻）。”这并非宋襄公其一时冲动、大脑短路的表现。作为宋国国君，他自小就受到了严格的教育，贵族之间的战争法则已经在心里根深蒂固。这种在当今看来完全是胡闹、不合常识的命令，却是当时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

其次，春秋时代的底色是争霸，战国时代的底色是统一，这是当时的大背景。在读《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我们知道郑国君主郑庄公作为平王卿士，假借天子名义讨伐中原诸国，俨然霸主之姿，郑庄公也被称为春秋小霸。宋国虽为小国，却实力不俗，有争霸的资格。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先后出现诸侯霸主。当时的霸通伯，所谓霸主就是诸侯之长，争霸的主要目的是左右天下，号令诸侯。所以争霸并不亡国，这是春秋时期的大背景。

春秋五霸出现的文献有《墨子》《荀子》《孟子》《正义》《吕氏春秋》《白虎通》《风俗通义》，共有8人为春秋霸主。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通过《左传》和《国语》的定义，真正的霸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会盟诸侯，取得诸侯的拥戴与支持；二是周天子派人参加会盟进行册命，予以政治上的认可。可以看出，8人中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符合真正的霸主条件。

宋襄公的所谓称霸仅限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病逝到鲁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伤股而亡的六年间，在这六年间宋襄公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争当霸主的条件呢？

春秋时期争霸需要两个条件：诸侯们的认可和周天子的认可。光是自己强大还不行，而取得诸侯们的认可就需要会盟，获得周天子的认可则需要有美德。

齐桓公病逝后，中原诸侯多因内乱与外扰而无心他顾。晋国内乱不止，为争夺君位，太子申生自杀，其他公子外逃；秦国面临外部西戎的侵扰，于关中地区和西戎连年征战。此时唯有南方的楚国和中原的宋国相对比较稳定，只有他俩有实力一争中原霸主的地位。

宋国为殷商后裔，而殷商本来就有“兄终弟及”的传统，这套制度在殷商后裔的宋人眼里更是天经地义，甚至可能比嫡长子继承制更为正统。宋襄公让位于哥哥子鱼，是他仁义的起点，却不是他仁义的终点。宋襄公即位后诚心邀请哥哥子鱼担任左师，即宋国六卿里的执政卿，兄弟同心改革国政，让宋国国力一路攀升，这件事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东宫图治。在这励精图治的六年里，宋襄公为宋国积攒下了实力，为称霸中原与楚国展开争斗做好了准备。

那当时的诸侯们是如何看待宋襄公的呢？还没等老爸宋桓公下葬，齐桓公就约了各路诸侯在葵丘会盟，宋襄公第一次以国君身份出席了国际会议。在葵丘会盟上，宋襄公接受了齐桓公的委托，让他照顾太子昭。齐桓公之所看重宋襄公就是因为他既有“让国之美”，也有“东宫图治”。

原来，公子昭并非嫡子，在齐国“立嫡立贤”的问题上，管仲鲜明地支持公子昭。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所以齐桓公在葵丘会盟上决定拉拢颇有实力且仁义的宋襄公。可见，在春秋霸主齐桓公心目中，宋国是排名第一，也是最值得信赖的盟友。

齐桓公死后，国内大乱，诸子争位。

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左传·僖公十七年》

公元前643年，齐国内部立公子无亏，公子昭逃到宋国。宋襄公为完成齐桓公与管仲之嘱托，同时也欲借齐桓公霸业之余威立于诸侯。

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立孝公而还。——《左传·僖公十八年》

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率领诸侯联军征伐齐国，在甗地打败齐军，拥立孝公回国。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执滕宣公，围曹，讨其不服。——《左传·僖公十九年》

宋国与东夷都盛行以人为牲的殷商风俗，宋襄公为求得东夷（邾国）的支持而与其联合，指使邾文公捉住不听话的鄫国国君（子爵），并带到次睢的社坛上杀掉祭祀，意图借此威慑东夷诸部使其归附。同时拘捕滕宣公，围攻曹国都城，以此讨伐其不臣服周天子的行为。

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在取得小范围诸侯的信赖与支持后，宋襄公为寻求更多的支持，又于公元前639年，在鹿上举行会盟，试图通过楚国的影响力召集诸侯，楚国人表面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之后，宋襄公、楚成王、陈穆公、蔡庄侯、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在宋国盂地举行会盟。盂在宋国国内，这是宋襄公选定的会盟地点，宋襄公想借主场优势确立霸主地位。

根据前文描述的春秋称霸的两个条件：诸侯的认可和周天子的认可。可以看出，宋国称霸的时机在鲁僖公二十一年时已经成熟：宋襄公替周天子讨伐不臣，同时又获得小范围的诸侯的支持。称霸的两个条件基本已经实现。如果楚国此时在盂地认可了宋国，那宋国的伯长地位就实锤了。

在这种局面下，楚国是绝不可能乖乖接受宋襄公称霸的。盂地会盟，宋公在楚子之前，当楚成王看到宋襄公带着一群垃圾小弟开会，并扬言要当盟主，不服周的楚子自然心里不爽。于是楚成王临时变卦，在会上囚禁宋襄公以要挟宋国。我楚国做不成霸主，你宋国也别想做。但楚成王却不能杀宋襄公，说明当时的楚国其实已经在按周人的制度在做事了。因为杀死宋襄公后，楚国再无可能获得周天子和周边诸侯的认可。后经诸侯相请，楚国在薄地会盟，释放了宋襄公。

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楚伐宋以救郑，同年冬，宋楚战于泓水。宋师败绩，宋襄公伤于股而死。——《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被释放回国后，心里自然憋屈，这时看到墙头草郑国和楚国交好，打不赢你楚国我还制不了你郑国吗？为制服郑国，于是宋襄公联合诸侯攻打郑国。这就有了本文开篇的“楚伐宋以救郑”。

六年的宋楚争霸斗争，宋襄公虽未如愿登上霸主之位，但从宋襄公的举动及诸侯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宋襄公此时已取得了包括齐、鲁在内的多个诸侯的支持。若非如此，每次盟会诸侯们也不可能踊跃参与，宋襄公被楚成王囚禁，诸侯们也不可能会于薄地促成楚国释放宋襄公。由此可见，宋襄公的霸主名份其实已经在其周围的诸侯中已经确立，只是时间短，范围小而已。其霸权也难与齐桓公和晋文公相比，仅可当作小霸来看待。

平王之末，齐庄、僖于是乎小伯。——《国语·郑语》

春秋早期，齐、楚、秦、晋四国较强，从实力和地位来看，可为一方霸主，因它们的势力和影响力都仅限于局部，所以只能以小霸相称。宋国的情况与上述四国相近，以小霸相称并无不妥。

可见，宋国和楚国争霸，于情于理，道义上宋国就占有先机。即使宋襄公后来在泓水之战中惨败，当时的有识之士却依然认为他的仁义值得称道，他们感叹当时的中原诸侯普遍缺失仁义精神，因此特别褒扬宋襄公。因为他即使在生死存亡的战场上，依然坚持践行礼让之道。

（8）

有人或许会说，宋襄公指使邾子执鄫子作为祭品祭天，这也能叫仁义？

其实宋襄公并不是随意虐杀小国诸侯，会盟迟到在当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国语》记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大禹就曾因为会盟迟到，而杀掉了防风氏。当时宋襄公会盟的内容是“服东夷之策”，而鄫国正是被东夷屡次进犯的当事国，这次会盟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鄫国及周边小国解决问题，而非争霸。宋国帮你解决问题，你鄫国却摆谱迟迟不肯到来。宋襄公会盟时间是宋襄公十年一月，结果滕国迟到了两个月，鄫国迟到了半年，于是才有了宋襄公杀鄫子，伐滕国，执滕宣公。

通过宋襄公在会盟上杀鄫子这件事可以看出，宋襄公并不是无底线的仁义。宋襄公的仁义只是手段，而是灵活使用霸权，他对小国也会采用杀戮手段。他之所以对楚国采用仁义，那是因为楚国是不服周的大国，霸权手段根本不好使，所以才反其道而行高举仁义。

宋国和楚国争霸，宋襄公的仁义和楚成王的野蛮，其实可以理解为各自争霸的不同手段，仁义是为了在文化上获得周天子的认可，而野蛮则是为了用武力屈服周边的诸侯以获得认可。商纣王无德，周武王灭商，周朝取代商朝是源于周朝的“德”。所以，以“有道伐无道”就是宋襄公坚持仁义的根本原因。宋国的战力远远比不上楚国，这一点宋襄公心里是很明白的。宋襄公“高举仁义”其实是以自己的强项对敌人的弱项。春秋时期，战争的输赢并不是那么重要，两国开战也并不是冲着要对方亡国的目的。哪怕宋襄公在战场上输了，宋国也依然还在，但如果宋襄公不举起仁义大旗，那他可能在战场上和战场外都输了。

春秋时代来临，意味着礼乐制度在迅速崩坏，朝令夕改是常有的事情。隔壁齐国在管仲变法改革的支持国力大增，齐桓公成为第一位春秋霸主；南方蛮夷楚国野蛮扩张，迅速吞并“汉阳诸姬”，版图迅速扩大。如果宋国还是一味躺平摆烂就容易被大国吞噬。

宋襄公的理想策略可能是：用仁义来包装宋国，在道义上获得周天子的认可和支持，这样或许就可以成为像霸主齐桓公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再联合周边的小诸侯国，成立“反楚联盟”。有了周天子的支持，就可以号令楚国，如果楚国不听命，就以天子征伐之权联合诸侯征伐楚国，以此来消耗楚国，最终宋国获得中原的控制权。

楚国作为雄踞南方的大国，一直也想称霸中原。因此，与楚结好是宋襄公图霸的另一种策略，围绕这一策略，宋襄公采取“求诸侯于楚”。为征得楚国的认可，宋襄公举行了“鹿上之盟”。为诚信结楚，在盂之会前，宋襄公主动与楚成王约定以乘车之会。

可现实是残酷的。楚国背信弃义，在会盟时“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楚成王囚禁了宋襄公。楚国虽失信于宋国，但宋国仍无心与楚国直接为敌。公元前638年夏天，“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郑国当时与楚国交好，宋襄公想通过伐郑逼迫楚国就范。可是，楚国此时也有称霸中原的野心，也想扫除宋国这一障碍。因此，宋、楚一战不可避免。

即使到了最后关头，宋襄公想和平争取楚国的决心仍未终止。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对宋襄公来说，宋国的战略是不直接与楚国发生军事冲突，欲“不战而屈人之兵”，意在通过外交谈判与仁义感召进行和平解决，和平崛起称霸。

所以，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种种仁义之举，简直是对楚国的良苦用心。

这就是两千年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确很可笑，但是它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贵族精神。这种贵族精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也是不杀俘虏，不伤害非战斗人员，不在对方没有整理好装备的时候进攻。古印度婆罗门教也有类似的教义，要求武士不得攻击不在战争状态的人，包括没有武器的人、睡觉的人，甚至悲伤的人。宋襄公的“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是那个时代贵族精神最后的倔强和傲气。

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为了生存，必要的时候就该毫不犹豫地耍手段，这叫做斗争策略，就连孟子也不得不承认：“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这种情况下，连保全性命都唯恐来不及，哪里还有空闲去讲求礼义呢？

鲁迅先生也说道：“只有当大家都讲规矩的时候，我们才要讲规矩，否则宋襄之仁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蠢猪式仁义道德。”

所以，宋襄公的错误不在于守礼，而在于不分对象，一厢情愿的以礼行事。礼，只为君子所设，蛮夷无礼可言。事实上，早在宋襄公前七十年（公元前714年），春秋小霸郑庄公就舍弃军礼，以诈败之计打败了北戎，后世君子却并未因此而指责郑庄公。

孟子也曾说过：“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借助权势和武力，但却打着仁义道德的口号的政治主张叫做霸道，实施霸道则必须要拥有强大的国力。而王道则是真正以道德政治为核心去实施的仁政，实施王道则无所谓国家的大小了。霸权必须建立在强大国力的基础之上，齐桓公通过“尊王攘夷”称霸，正是依托其“粟如丘山”的经济实力和“带甲百万”的军事力量。宋襄公想要称霸，显然不符合条件。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借助武力平定了齐国的内乱，送太子昭归国即位。之后便野心膨胀，图谋继续齐桓公的霸业。

宋襄公自认为帮助齐国渡过难关，兼之自己出身高贵的血缘，所以继承齐桓公的霸业理所当然。宋国是殷商后裔，受周天子赐予的“公爵”之位。别看地盘不大，国力不强，但实属前朝正宗血统，身份高贵。那些比它强大的国家，如齐国是伯爵，楚国是子爵，爵位都比宋国低得多。所以，宋襄公从骨子里处处都透露着“贵族精神”。

尼采曾经说过：“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种“自尊”不仅是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所以宋襄公在立身处世中要讲原则、重规矩，时时刻刻都要符合礼。然而宋襄公忘了称霸的关键是硬实力，可宋国的实力非常有限。宋国讲礼仪，但楚国属于蛮夷之邦，并不遵守所谓的中原礼仪，两国的作战思想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宋襄公恪守军礼古训，在当时并无不妥，反倒是楚国蛮夷破坏规矩。

在宋襄公看来，战争就是公平竞争，大家摆开堂堂之阵，决一高下，胜者扬眉吐气，输者心服口服。不能利用关隘险阻，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采用，那就是作弊行为，不符合战争道义。也许古代贵族间的战争是有这么多的规矩要恪守的，但是时代发展到春秋时期，关于战争的观念早已发生变化。战争已经抛弃了那一套陈腐的伦理观念，只要取得胜利，什么样的手段都能用。

到了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的问世，开张名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诡诈奇谋”的作战方式推到了至高地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从此没有了“温情脉脉”而是极端冷酷无情。

泓水之战宋国的战败不仅完结了宋襄公的生命，也标志着自商、周以来提倡的“礼义之兵”退出了历史舞台。

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战争讲的是礼，在礼仪性的战斗中，诸侯们解决着各种问题，仗打完了，该一起开会还一起开会。在此之后，军事思想突飞猛进，200年后《孙子兵法》横空出世，曾经的礼仪性战争彻底变成了残酷的歼灭战。宋襄公和子鱼的时代是军事思想的萌芽期，守旧的依旧守旧，但曹刿、子鱼这些人没有被礼教所束缚，他们看穿了战争的本质，有了独到的策略。当宋襄公被楚国抓住后，以楚国的实力，攻打小小的宋国五个月却没有攻克，靠的就是子鱼先进的战争策略。

（9）

如果我们能抛开时代背景，仅从文学形象，公正地看宋襄公，他还是有可爱之处的。

我想人们怀念宋襄公，主要还是他力行仁义的骑士风度，他诚实守信，在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战争中，他坚持战争要讲公平的竞争原则，他对于他认为正确价值观念的坚守，胜就胜、输就输，不屑采用下三滥手段。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他是君子，他输得光明磊落，人们有理由尊敬他、怀念他。设想如果他胜利了，那种动辄屠城的事是绝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

从这方面来看，宋襄公还是有可爱之处的。

宋襄公去世前终于做了一件英明的事情：在外流亡的晋国公子重耳经过宋国，宋襄公想得到晋国的军事援助，听从了公孙固的意见，送给重耳八十匹马。

回顾宋襄公的争霸之路，采取的是复商结楚的路线。但宋襄公没有意识到“天之弃商，久矣”，尊周王、复殷商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的，这是宋襄公不可避免的原罪。这也是宋襄公后来难以立信于诸侯，导致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尊王攘夷是当时称霸的重要条件，但在当时极其看重血统的周人眼里，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是天生带着原罪的。

目睹宋襄公争霸失败的晋文公则深深吸取了宋襄公的教训，深刻认识到了：“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要想得到诸侯的拥戴，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勤王之举。这样既能获得诸侯的信任，又符合天下大义。流亡十九年回到晋国的晋文公重新举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四年便取得了霸业上的成功，并以此奠定了晋国后世长达百余年的霸业。

晋文公重耳即位后果然感念宋襄公情谊，多次挽救宋国于乱世之中。这或许就是宋襄公的仁义挽救了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