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被揭露。

1977年三月，胡耀邦临危受命，进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经过半年的辛勤耕耘，他终于成功揭露了那位大阴谋家康生的真实面目。

关于此事，我在多部著作及论文中均有详细记录。

本材料系根据校委领导之指示撰写，成文日期为2015年7月28日。近期，有关揭露康生一事，部分人士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试图混淆视听。鉴于此，校委领导要求我详细记录并整理揭露康生的过程，以形成此份材料。

我发现，市面上已有不少类似的文章。其中，不乏一些作者并非亲身经历者，甚至与中央党校并无关联，更有甚者，在讨论此事时故意混淆视听。在我看来，有必要再添一文，力求全面地记录中央党校揭露阴谋家康生的真实史实，以期还原历史的真相。

一

耀邦同志自抵达党校以来，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四人帮”的揭露与批判之中。然而，在批判过程中，他却未曾对康生进行指摘。

秘书陈维仁（胡耀邦秘书）言及那位留有日本式小胡子的康生，耀邦同志在交谈中显露出极度的厌恶。在各类会议中，他对于康生的名字总是嗤之以鼻，提及相关问题，他便会风趣地用手指轻轻掠过自己的上唇，以此代替提及康生（详见《陈维仁文稿选编》第375页）。

尽管康生已逝，但他所获得的赞誉之词依旧流传。在康生生前，他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要职，“悼词”中将他誉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身为中央党校的负责人，胡耀邦无法轻易发起对康生的批判和揭露。

此外，在那个时期，中央党校的众多同仁常常不自觉地将“康老”挂在嘴边，对于康生的真实面目尚缺乏深刻认识。因此，有必要引导大家逐步认清康生的真实面貌。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际，众多单位中的造反派领导者纷纷失势，然而中央党校却是一个例外。自从“五七”干校设立以来，康生便创建了一个主要由造反派组成的“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即便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该领导小组依然维持着权力。有消息称，第一副校长汪东兴曾向胡耀邦透露，这个领导小组“是康老亲自栽培出的优秀团队”。因此，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也特意邀请他们参与。

二

恢复党校，从何入手？

耀邦同志毅然决定，通过召开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方式，以推动党内风的整顿与改进。

整风会议的与会者涵盖了三个主要群体：首先，是现行的领导班子成员，其中以造反派为主力；其次，是“文革”前夕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处级及以上干部；最后，则是全校25个党支部各推选的一名代表参与。本人有幸作为文史教研室党员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1977年4月7日，整风会议拉开帷幕。会议的核心目标，首先在于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其次则是查明校内与“四人帮”存在关联的人员和事件。

在4月7日至5月7日举办的第一轮会议中，核心议题集中于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这一阶段的会议中，有几件事令我尤为印象深刻。耀邦同志讲了“四人帮”为什么能横行那么久，一是以假乱真，以假马克思主义欺骗大家，二是恐怖手段。 于5月7日的会议之际，他明确提出：需将“四人帮”所混淆的思想、理论以及路线的是非观念予以纠正，恢复其本来面目。此举即标志着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始。

“四人帮”曾试图拉拢和利用他们，导致他们犯下错误，言辞失当，但并未深陷其中。他解释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康生同志在生前曾予以提醒。”

与会者纷纷积极发言，问题逐渐被揭开，大家对于中央党校的问题认识愈发清晰。我仍记得，在会议间隙，一位名叫魏的老同志向我透露，党校的问题根源在于康生。

揭批康生时机成熟。

8月10日，整风会议第二轮休会。

三

9月3日清晨，整风会议进入第三轮议程，与会人数亦随之攀升，增至一百余人。

在当日的会议中，由尚未分配任务的资深干部所构成的临时党支部代表，王富长先生率先发表讲话。他的演讲主题为《揭露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所行之恶行》（曹轶欧，康生之妻）。王富长先生从十个不同角度对康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1）关于党校的性质问题，“文革”初期，康生曾指责中央党校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此言实属谬误。

（2）康生在党校对群众组织采取了支持与压制并行的策略，时而扶持一派，时而打压另一派。

（3）康生指使在中央党校纵容谩骂老帅。

（4）在清队整党过程中，康生与曹轶欧在定性问题上，错误地将敌我关系混淆颠倒。

（5）在党校，康生与曹轶欧任意指摘，将无辜者诬称为叛徒、特务、黑帮成员，甚至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6）在处理李广文事宜上，康生屡屡变卦，起初他指使李广文率领团队前往中央宣传组，不久却又声称李广文擅自行动，未经他允许便抵达中央。

（7）关于中央党校“五七”学校的导向问题。该校采取的措施是将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全部送往干校，禁止他们返回。

（8）关于“五七”学校的方针，曹轶欧提出，今后党校的干校应以医药教育为主，并兼顾其他领域的教学。

（9）在处理“五·一六”事件期间，康生与曹轶欧对造反派的首领予以庇护。

（10）自1973、1974年起，康生密令党校中的造反派成员撰写文章，并以唐晓文的名义予以发表。梁效与唐晓文所撰之文，篡改了历史真相。

王富长起立发言，会场立刻陷入一片宁静，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深刻感受到问题的严峻性，对细节的洞察力也显得格外敏锐。

王富长曾对我提及，会前，他精心准备了发言稿，并征询了几位同仁的看法，期望能够吸纳众人的智慧。然而，令人意料之外的是，没有人对此提出任何意见。这一现象实属正常，毕竟所涉问题相当敏感。

王富长公开康生发言稿

王富长发言完毕，胡耀邦随即予以回应。他语气平和，态度庄重，严肃而慎重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则全神贯注，一字不差地将他的话语记录下来。以下是完整的记录内容——

王富长同志近期提出了一项重要议题，即在讨论中指出了前中央党校领导人康生同志和曹轶欧同志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错误，并对此进行了批评。关于党员是否可以对现任或前任领导提出意见，我认为这是可以的。这一立场与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相一致，也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原则相符，同时，也与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上强调的发扬党内民主、完善党的政治生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要求相契合。在此，我特别强调，在即将召开的整风会议上，希望大家能够针对我上任以来在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提出宝贵意见。

首先，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意见的根本目的在于辨明是非曲直，这就要求我们陈述事实，阐述道理，避免传播不实之词，更绝不容许诬陷他人。我们的目标是将颠倒的是非重新摆正。

其次，关于意见的提出仅限于党内会议。根据党章规定，在党内会议中，党员有权对任何成员提出批评。在会议中提出意见是党员合法的权利，且这一权利不受侵犯和剥夺。对于未能参加会议的党员，他们可以通过向党组织反映意见或提交书面材料来表达。我建议将此规定作为本次会议的纪律，确保信息不外泄，避免私下传播。若进行私下传播，则性质将转变为自由主义，不符合党内规定。

第三，应避免仅限于会议发言或撰写书面材料，切勿随意张贴大幅标语。

第四点，关于提出意见后的具体执行措施，应该如何操作？建议将相关意见如实汇报给华主席及各位副主席，由他们作出决策。例如，正如王富长同志所提到的，可以将会议简报组编发的简报作为本次会议的首个增刊，直接呈送华主席审阅。在简报发布之前，可由发言者进行多次审核。我们对此会议及与会者的发言均负责任。

这四条如何？这是我看法。

（郑宏璋主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提问：我们能否就支部问题进行讨论？）

胡耀邦：我的观点，不妨概括地说，无论是对当前的领导还是对过往的领导，提出意见都是可以的。

“于党的会议之上，对任何人均可进行批评。在党的会议中提出建议，乃合法之举，系党员之权利，不容侵犯，亦不得剥夺。”耀邦同志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语气激昂，充分彰显了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原则精神，为与会者带来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和鼓舞。

康生禁区被突破。

王富长所揭示的十个问题中，首要问题便直指康生将中央党校诬称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此言实属谬误。此乃中央党校面临的一项重大原则问题。自整风会议召开以来，与会者纷纷揭露了中央党校造反派追随江青行恶的大量证据，然而却尚未触及这一核心问题。这一发现对于推动党校揭批运动的进一步深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王富长所提出的针对康生的十个问题，虽多涉及细节，却尚未触及要害之处。关键在于，他在如此庄重的整风会议上公开点名康生，并获得会议主持人的认可，此举宛如一道闸门被打开，瞬间引发了连锁的效应。

9月3日，星期六，下午会议持续进行，整风运动得以深入开展。在此次会议中，与会者持续曝光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的诸多问题，并对康生与“四人帮”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深入探讨。至9月7日，整风会议进一步展开，又有两位同志勇敢地指出了康生的问题。议题不仅涵盖了中央党校的相关问题，还广泛涉及康生的历史背景、理论立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特别是他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关问题。

在整风会议上，康生的问题被揭露，消息迅速传遍全校，引起工作人员们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予以积极响应。

四

12月8日，哲学教研室的韩树英、李公天等五位同仁（其中韩、李二位曾参与整风会议），在16楼一层中央楼道墙壁上张贴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揭露所谓的“康老路线”与江青“四人帮”的路线实为同出一辙。韩树英等人的小字报迅速引发了众人的关注，不久便有更多人响应，短短时间内，大字报便布满了楼道两侧的墙壁，随后又蔓延至二层、三层的中央楼道墙壁，最终甚至进入了三层的会议室（当时党校的23幢学员楼均为三层建筑）。正值党校开学之际，前来观看小字报的人群络绎不绝，我也曾数次前往观看。

韩树英等人的小字报迅速引发了党校同仁的强烈共鸣，这充分表明康生在党校内部积怨甚深。

中央党校张贴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这一震撼性消息迅速传遍，在校外激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强烈反响。

五

揭露康生，是拨乱反正的关键突破。

陈维仁，胡耀邦同志的秘书，深信在“揭批查”运动中，耀邦同志最显赫的成就便在于他领导全校同志勇敢揭开康生的神秘面纱，让这位政治骗子在阳光下暴露其真实面目，这对全国“揭批查”运动的深入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校在“文革”期间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康生。揭露这位“巨兽”后，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康生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国各单位、部门的问题，也由此得到了解决。（详见《陈维仁文稿选编》第266-267页）

把康生这个“大人物”的真面目揭露出来，显示了胡耀邦的政治勇气，也显示了胡耀邦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

六

此后，中央党校持续对康生进行揭露，而在中央各机构以及众多地方，对康生的批判亦逐步深入。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大约是1978年10月，胡耀邦作出决策，决定梳理一份康生曾点名诬陷和迫害的人员名单。他委派陈文斌负责这项任务。

陈文斌，曾任职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担任青年教员。自1977年3月起，他受命于耀邦同志，临时担任秘书一职，直至5月陈维仁被正式任命为秘书。即便如此，耀邦同志仍委托他继续负责部分文字工作。此后，陈文斌又成为冯文彬的得力助手，担任其秘书。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这部著作中，收录了陈文斌撰写的文章，详细记载了相关事件。

1978年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耀邦同志交待我，需依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目的笔记，以及中央组织部和中央联络部所供给的资料，将康生所点名诬陷和迫害的个人，按照姓名、职务、被指名道姓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所指控的罪名，一一梳理成册，并采用铅印方式制作成书，以便上报中央。我对此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并亲自前往印刷厂，与工人师傅们一同进行排版和印刷工作。

后来，耀邦同志透露，康生的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揭露的：耀邦同志携带一份指名诬陷干部的名单与会，将其放置于自己的办公桌上。来访的同志翻阅后，惊讶地发现，众多干部遭受批斗与迫害，罪魁祸首竟是康生。部分同志首次得知自己之所以遭受迫害，是因为康生的点名，不禁愤怒异常。消息迅速传开，与会者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公开揭发批判康生，为受害者平反昭雪。

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时指出，亟需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评价问题，并对康生进行批判。

▲ 康生点名诬陷名单

十年“文革”中，康生在各种场合，对他认为需要打倒、剔除的人，随意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分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等莫须有的罪名。 共有603人名单。涵盖了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等33位领导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及候补成员共58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和第四届政协的常委会成员共93人；中央及国家机关的部长与副部长共91人；中央局以及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省长及副省长等共计51人；以及人民解放军大军区级干部11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康生展开了审查。于1980年10月16日，党中央公开揭露了康生的罪状，并做出了开除其党籍及取消其悼词的严肃决定。